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

宋代“经世史学”的天空群星灿烂，司马光及其所编撰的《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则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宋末元初的学者胡三省（字身之）以《通鉴》为文本，撰著《资治通鉴音注》（以下简称《通鉴注》）发扬了司马光“经世史学”的精神，将评注史书的学问推入新境界。但这颗对宋代“经世史学”具有总结意义的新星，长期被浮云遮蔽，直到上世纪40年代，史学家陈垣（字援庵）先生撰《通鉴胡注表微》（下简称《表微》），《通鉴注》才显现出光辉。

援庵先生遭遇沦陷敌后之痛，深感胡三省的爱国情怀及学术抱负与己相通，遂以《通鉴》及《通鉴注》为文本，作《通鉴胡注表微》。他在《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说：“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在指出《通鉴注》是“经世”之著的同时，说明自己的著述也是为“经世致用”。

笔者以为，《通鉴胡注表微》在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同时，还为今人提供了“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面对眼前考证独秀的史坛，重读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对我们今天如何治史，应有所启迪。

一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规模宏大，其目的却不复杂。其一，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其二，为读书人提供简明的历史读本。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即表示将“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沉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1]在呈进《资治通鉴》的《进书表》中则申明：书中“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内容，可使皇帝“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慎重说明其书可为现实政治提供镜鉴。

以司马光之勤学，“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或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2]等而下之者又怎样呢?刘恕在《通鉴外纪》的序中说：“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繁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可见，史书难读，已影响到当时的学风。有感于此，司马光表示：“《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余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3]他将撰著史书视为培育学人，扭转学风的必要手段，目的当然还在于“经世”。

司马光在神宗时期与王安石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失意者。他执着坚持重农、简政的思路，因而对王安石主张加强官营商业与强化财税政策持否定态度，对王安石改革的负面影响也看得多些。于是，在《通鉴》中，他就不仅选取了不少保障民生的史例，还以“臣光曰”的史论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意见。《通鉴》以“陈古证今”的形式，蕴含着更为现实的政治指向。这在《涑水记闻》一书中，则有更明确的体现。[4]司马光治史，始终是紧扣“经世”这一主题的。

《通鉴》“陈古证今”而有经世的效果，与司马光在编撰中特别注意以下几点有关：

第一，据撰著目的与体例确定陈述内容。司马光确定其读者为皇帝及社会政治精英，又以编年为史书体例，故《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即以涉及政治得失、制度优劣、百姓疾苦、社会风气的史事与言论为主要内容。对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等，则多略去。
第二，力求论必有据。司马光注意通过对史实的具体描述与评论，将自己领会的“仁学”本质表现出来。如在记述荀之死后，复加评论，评论举孔子称管仲之仁“大济生民”，而论证荀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6]言必有据，使其论说具有说服力。

第三，书“考异”以见存真求是。《通鉴》成书后，他再作《通鉴考异》，以证明他没有盲从前人，更没有篡改史实，在《通鉴》中勾勒的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去伪存真的细致筛选。这便是《通鉴》能发挥其功能的支撑点。

陈先生指出：“古人通经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今也。”[5]陈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陈古证今”四字，即是他对“经世史学”一种基本形式的概括。

二

胡三省继承司马光“通史致用”的精神，用一生精力完成了《通鉴注》。他在《通鉴注》中不仅训音义，考地理，释制度，正谬误，补遗阙，还发议论，抒感慨，在考据与注释的形式中，蕴含着“经世”的理想与抱负，有着“陈古证今”的功能，为注史之作开创了新局面。援庵先生身陷敌后时，“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感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7]陈先生用这段文字说明自己不仅叹赏《通鉴注》的创新之举，更赞赏《通鉴注》有“陈古证今”的效用，而身世相近，心情相通的感慨，使自己不能不继《通鉴注》而作《表微》，以“陈古证今”也。

陈先生重视《通鉴注》“陈古证今”的功能，与他的人生选择相关。他由早年的反清志士转而学医救人，再由从政到研究史学，救国拯民的行为从重实际而向“立言”转化。自1917年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海内外后，他治史始终未离“事功”的目的。刘乃和先生说，“他（援庵）原治乾嘉之学，以考据为主；后治经世之学，注意事功；北平沦陷时，著重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以尽报国之道，《表微》就是这时所写的代表作”。[8]可见陈先生因治经世史学，而有在国难中读《通鉴注》，作《表微》的激情。

刘乃和先生描述援庵先生写作《表微》时的心情说“写胡三省唏嘘、长叹之情，正是我援师的痛心悲戚之处；写其亲闻、亲睹、亲值之事，也正是我援师所亲身的经历；写其自况、自寓、鉴借之言，也正是我援师自勉自励的话语。”[8]援庵先生在写作中，已将自己与胡三省融为一体。然而，胡三省抱忠忱关爱之心，以考订史实“经世”的苦心，被湮没、误解了600余年。陈先生既与胡氏有异代同悲之感，对此焉能不生叹惋之情?他在《表微?解释篇》中感叹：“《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身之可谓真隐矣。”这是以胡氏被人误解为例，提醒后学应务必注意经世史学家在“陈古证今”的形式下，发挥的是经世作用，不能单论其考据的成就。这自然也是夫子自道。

《表微》既以“陈古证今”的形式求经世目的，在考证的形式下便闪耀着经世史学的特点：一是“未尝忘情政治”。陈先生说：“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9]二是反对读死书。胡三省在《鉴注》中一再引庄子语，讥讽读死书是只知“古人之糟粕已矣”，对此，陈先生揭示其含义说，“为读书徒考古而不能验诸今者戒也”。[10]三是为劝戒之用。陈先生说：“劝戒为史家之大用，古所贵乎史，即取其能劝戒也。”四是寓理想于考据中。胡三省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陈先生有感而发道：“《通鉴》之博大，特于此著明之。清儒多谓身之长于考据，身之亦岂独长于考据已哉!今之表微，固将于考据之外求之也”。[11]五是务求史实之真。陈先生在《表微?考证篇》中表彰胡氏，“《考异》有误，不为之讳，胡注所以为《通鉴》功臣”。又说，“身之常提示学者以察虚之道，明书之不可尽信也”。即是在显示“表微”也以求真为基础展开。

彰显这些特点，是陈先生撰著《表微》的学术主题。他为突出这个主题，在《表微?解释》篇中强调：胡三省“曰‘务立大义’明不专为破碎之考据也”。但他又提醒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12]对处理“立大义”与“考证”的关系，进行了解释。由这两段话，我们可以将他要揭示的规则表达为“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稍具体点，即史家应以高尚的价值取向关照历史；遵循史学方法经考证而把握“古”之真相，然后“陈古证今”，将自己的价值观表而出之。

读《表微》，可以体会到“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的规则，对读“书”（含文字以外的历史遗存物）有很高要求。“读书”既是考证的起点，又是提高史家价值追求准则的有效途径。陈先生于《表微》中，不经意地就显示出他本人读书博、准、通、细的程度。如255部参考书目，展示出他所读之“博”。在《表微?辨误篇》中提示“遇有疑难之字，翻阅字典，尚须详观上下文义，求一妥当之解释”。警告说“望文生义，训诂家大病”。又说“然标点句逗，亦岂易言哉”!还特别提醒，读书应注意音韵。就显现出他为读“准”所作的思考。全书中考证史源，辨明文字的正讹与本义，讲述制度的流变，解释前人文字的立义，揭示利用考古发现的意义等，体现出会通历史材料的功力。由《表微?本朝篇》中能确指《通鉴注》何处始见“我朝”、“我宋”等，令人信服他读书之细。

由陈先生的示范，我们知道经世史学的大师是读书读到博、准、通、细的程度，才真正把握了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年代、避讳、史源等史学分支学科的精髓，运用校勘、避讳、考证、辩误等方法作考据才如此得心应手。欲实践“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的规则，不读书者，不可为。 

三

《表微》的精神主题则是爱国主义，陈先生是如何立此“大义”呢?在《表微?出处篇》中，陈先生举了一例。他指出司马光、胡三省都引用了《后汉书?方术传?（樊英）》，但二人引叙详略取舍不同。他解释说：“温公以其（樊英）言慢上，故不载；身之则有感于当时之贱士，故先严衍而补之，所以振逸民之气也。”这是认可史学家在描述历史时，可根据个人经历与价值观取向对历史材料作剪裁。他相信“温公、身之，易地则皆然”，则是相信经世史学家总是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提出问题。他提示说，“学者观二家之弃取，则知史之为用广矣，考据云乎哉”!这便是重视史学家以其时代与价值观为导向，去寻求与历史客体的沟通、交流。有这种沟通、交流，才能在“陈古证今”中发挥经世功效。他自己也正是这样：“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重昆山顾氏；今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①亭集》，以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13]陈先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就是感受时代的呼声，站在爱国的立场，观察今天，认知历史，寻求中国历史走向的特点，用经理性解析的历史来启发当代人。

于是，我们在《表微》中看到，陈先生的价值观念是与时俱进的。他的爱国情怀虽与前代史学家相通，对国家、民族的理解却经过现代政治伦理的审视。传统的爱国情怀由此而有当代的意义。

陈先生从现代政治理论出发，故不甚重视一姓一家独据之国的兴亡，而将民族的存亡放在首位。在《表微?劝戒篇》中，他说：“古之所谓亡国。大抵一姓之兴亡，等于政权更迭而已，唯灭种乃真无噍类矣!”他在观察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时，更注重政府是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说：“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又强调“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14]

陈先生所强调的民族观也具现代性。在《表微》中，因所用文本的关系，不能不在涉及民族及民族文化整合问题时，有“变夷为夏”等字句，但他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取赞赏态度的。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说，前秦国亡而氐族“其种实繁”。他在《表微?夷夏篇》中评论道：“国与种之别，此条甚为明显。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即认为民族融合使中华民族增加了活力。对近世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则以平等为参照标准。因而他对被迫去国者与降敌者态度有别。在《表微?边事篇》中，他说：“中国人仕外国者，古有之矣，苟不戕贼祖国，君子所不弃也。且仕异国与仕敌国不同，仕异国者客卿耳，仕敌国则降虏也。”他认为凡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族者，不仅可共处，甚至可为其服务。在中华民族求独立与自主的关键时刻，强调民族独立与自强而不忘“国际主义”。陈先生在“陈古证今”中，表明了自己对现代民族关系的认识。
《表微》中引历代忠义气节之士的言行及相关评论甚多，可援庵先生不是从臣民的角度谈道德与爱国的关系，而是特别提倡人格自尊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在《表微》中多次感叹胡氏是真隐士。于《表微?出处篇》中，特意指出胡氏“隐德无能名”，是“不标榜不依傍门户”的结果。嘉赏胡三省爱国；有学；人格亦高。他说：“以苟且为明智，则凡偷生者皆可借明哲二字为护符，此生之无意义者也”。又说：“父母不欲其子就死地，私情也；为国而至于死，公谊也。公谊所在，私情不得而扰之。”[15]强调人在生死大节面前应有取舍，有把握。

由此，更推而论之，先生亦认为司马光、胡三省虽以考证见长，但他们得以传名永远，是他们坚持了内在的人格自尊，内在道德的外释化为燃烧的爱国热情，他们才有不能自已的现世关怀，这种关怀使他们成为史学大家。援庵先生在《表微》中要宣示的精神主题，最终落实到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层面。他的爱国主义，是充满历史感而又具现代性质的。

四

陈先生以现实的动机，观司马光、胡三省“二家之弃取”，最终为“经世史学”提供了近代范本。这个范本不仅再次证明史学家的现世情怀会导致史学家走向“经世史学”，还证明了“陈古证今”是“经世史学”发挥其功能的重要形式。陈先生研究眼光关照的是自己的时代；是为同时代人提供思考现实的历史材料；但这个材料是他经过阅读、考证再参照价值理念，用心咀嚼过的，他对材料的解释、评价，既为当时人提供了一种认识、使用历史材料的视角，又直接提供了解惑的事例。他所投身的史学，就是近代化了的“经世史学”。

陈先生的史学追求，反映着他那个时代多数史家的共同心愿。当我们叹服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展现的考据功力时，也会强烈感受到这仍是一部“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的经世之作。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不能自已地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透露出他写《柳如是别传》的动机，就是以写红妆而观察明末政治与士人之道德取向，求“陈古证今”的效果。其学术主题未离经世史学的规则，精神主题仍指向爱国主义。陈寅恪先生在书中对明末社会变迁及人的抉择也有解释、评论、感叹，惟恐读者不能知其中微言大义。可见，时下被称为“新考据学派”的大师，是直追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史学。
令人感叹的是，大师的追求，目前有些空谷绝响的意味。这可能是因不少治史者将“陈古证今”的形式与一度声名狼藉的“影射史学”相联系，在治学中尽量回避“陈古证今”这一形式所至。刻下不少考据性论著中只有考证是否精确的问题，不再有“微”可表。不少史家冷静地离开了当代热点问题，而将严肃的历史思考交给艺术家去“戏说”或“影射”。叫喊多年的“史学危机”因考据学的繁荣而止息，但历史学却因此而在文化领域不可挽回地边缘化、再边缘化。

为何二陈的“陈古证今”之作至今还闪耀着光辉?而被称为“影射史学”的许多论著都被视为学术垃圾?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大问题。在这里不可能再展开，但笔者愿意粗略地将重读《表微》而得的体会说出，以供同仁批评。从形式上说，“经世史学”与“影射史学”确有形似之处。但本质的区别有：第一，“经世史学”对史家的主体性有德、才、学、识的全面要求，如提倡史家对历史应有真感受，在关怀现世、思考当代时，应讨论历史学的真命题，说出认真思考的话等。“影射史学”则拒绝对历史有真的感受，力图将非历史学的命题强塞给当代人。第二，“经世史学”提倡史家将其论述主题的历史材料尽量全面、真实地提供给读者。运用历史材料应遵循史学规范。“影射史学”则阉割、歪曲史料以就其论，无规范可言。第三，“经世史学”家的经世目的远大，注意发掘历史纵深中的文化积累及在当代的影响。“影射史学”则以服务权威，哗众取宠为满足。这几点了无新意，但可以大致将“经世史学”、“影射史学”区别开。笔者以为，史学家因忌讳“影射”而又不知如何“经世”时，只能以擅长考据自喜。只有明白二者形、质的区别，才能真正走近二陈那样的大师。
重温陈垣先生的《表微》，了解他治史的目的与方法，是使今日史学再显其学科价值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