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世史学”的天空群星灿烂,司马光及其所编撰的《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则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宋末元初的学者胡三省(字身之)以《通鉴》为文本,撰著《资治通鉴音注》(以下简称《通鉴注》)发扬了司马光“经世史学”的精神,将评注史书的学问推入新境界。但这颗对宋代“经世史学”具有总结意义的新星,长期被浮云遮蔽,直到上世纪40年代,史学家陈垣(字援庵)先生撰《通鉴胡注表微》(下简称《表微》),《通鉴注》才显现出光辉。
援庵先生遭遇沦陷敌后之痛,深感胡三省的爱国情怀及学术抱负与己相通,遂以《通鉴》及《通鉴注》为文本,作《通鉴胡注表微》。他在《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说:“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在指出《通鉴注》是“经世”之著的同时,说明自己的著述也是为“经世致用”。
笔者以为,《通鉴胡注表微》在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同时,还为今人提供了“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面对眼前考证独秀的史坛,重读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对我们今天如何治史,应有所启迪。
一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规模宏大,其目的却不复杂。其一,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其二,为读书人提供简明的历史读本。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即表示将“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沉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1]在呈进《资治通鉴》的《进书表》中则申明:书中“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