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今中国学术之弊

作者：殷 辂
笔者于学可能尚未入门但对学术之弊却深有体会，学与学术的对立应该不只是笔者一人的感受。

一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谈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条件问题。以为现代社会已不是农业社会，儒家文化已失去了生存条件。这是流行的见解，也是最大的偏见。这种情形就像一个崇尚享乐主义思想的人，由于吸毒、纵欲而改变了其生理状况，当医生要求他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他告诉医生，健康的思想及生活方式在他这里已失去了存在条件。人们总是把环境、社会、结构外在化，看成是独立而客观的存在物，不知道改造自身就是改造环境、改造社会。现在流行“与时俱进”，但很多人却错误地将它理解为顺应现状，如果是这样，病人“与时俱进”的结果就是“与病俱进”，哪还需要治疗？中华文明存在了几千年，为什么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突然失去了存在条件？这难道是“与时俱进”的结果？

前几天我们附近一户人家失火，我儿子问我“失火”的“失”怎么解释。我告诉他“失”字是失去控制的意思。他问我人会不会失去控制？人是由谁控制的？我一贯认为生活在城市的小孩没灵气，但这个问题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人自己把自己看成物、看成感官，就会被物欲、感官控制，这难道不是失去控制？有些人执迷于成仙、进入什么世界，最终被这种类似于升官发财的妄想所控制；人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叫“市场经济”的东西，然后又把自己“改造”成“经济人”以适应其“内在要求”，为了显现“市场机制”而失去控制；我们的知识体系生产了大量的“知识”，不断向人灌输，最终连人自身也被知识化，不能掌握知识反而被知识所掌握。人们总是相互告诫要把握自己，但可能连“我是谁？”这样的疑虑都沒有产生过。
人们为了认识现实而发展出许多理论，但往往都偏于某个方面或在特定的时段有用，如果不能随时抛弃这些理论，反而成为认识问题的障碍。特别是当学术成为一种职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经过训练而规范化的时候，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学了一大堆知识反而成为认识问题的障碍。学术领域存在大量你所说的形式化的东西，很多人非常清楚，却都乐此不疲，甘愿被学术所蒙蔽。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超越理论知识而不为其所限反而成为认清现实的关键。我在网上看见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作者将原因归咎为中国人缺乏理性思维。中国没有思想家难道是人种的原因？实际上中国人不是缺乏理性思维，而是缺乏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性”思维。这个问题如果换一种提问方式问题就清楚了，即西方在近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思想家？这实际上是个人主义时代的特点，大道隐没，则人们偏执于“我见”，划“思想”而为家。诸子百家的时代在中国早就过去了，而在西方却刚刚开始，我们难道要跟随它重新制造混乱？

二

我从事学术研究十年了，对学术的状况算是了解一些。现在人们都在谈论学术腐败，但都局限在抄袭、拉关系等方面，对学术本身涉及较少。学术腐败实际上包含从事学术的人的腐败和学术本身的腐败。前者和政治腐败没有什么两样，而后者却牵涉到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更能体现问题的本质。由于它的存在，即使是一个人品较好的人也会陷入无聊的学术模式之中。
现在的所谓学术已变成了“学之术”，为学而学，学而无术，论而无理，跟着西方人后面捡剩饭，别人造理论，我们学理论、用理论。各种怪异的理论层出不穷，离现实越来越远，既不能正心也不能安邦，却制造了大批“专家”。很多人都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这种学术对什么人重要？我看是对一部分人重要，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这些人靠什么吃饭？现在靠这些东西吃饭的人实在太多了，为了吃好一点而激烈地竞争，但竞争并没有改变学术的状况反而使之固定下来。

每当听到“某见解是我最先提出的”、“某观点、概念是我的发明”、“我对某概念的界定”这种当代学人的常用语的时候，对学术的认识就会更进一步。学人们将观点、见解、概念都据为己有，这种学术的狭隘性就不言自明了。不知从修身入手，任“私我”泛滥，以学术市场来决定“私我”（“我”的观点）之高下，这样的学术哪有“理”可言？西方的学术状况与其社会的状况是一致的，而我们的学者却热衷于追随这一进程，将没落者用于“游戏”和“营生”的东西拿过来解决现实问题，然后用加工过的“学术化”了的现实论证西方理论。现在各种学科各有各的学术语言，不经训练就难以进入这个圈子，不以专业的话语说话就难以发表，这种专业化、学科化与垄断并有什么两样。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如果在缺乏公道的前提下将公道交由市场来决定，绝对是莨莠不分。古人以正心诚意为本，绝非虚言。现在人们已发现到了恶性竞争的结果，却不知这种状况归根到底在于人心、风气，单纯地谈论市场机制不完善、法治不健全，极容易将“机制”物件化、外在化，将自身人为地排除在外。教育体系由于教育本身的问题对道德的确立所发挥的作用极小，而社会内部的严重分化又使教育仅仅停留在说教的水平之上，难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乞求“市场”和“法治”解决问题，这真是本末倒置。

当今学术之弊，其一为“私我”太重，其二为物我对立。前者表现为淫智小慧，后者表现为僵化，以物“理”、知识桎梏人心。人为地将自身“虚无化”（所谓的价值无涉）以求物之理，得到的只能是静止的、僵化的理论。这与其说是发现理论，还不如说是被特定的理论模式所制约。现在的问题是，不遵循“价值无涉”的学者由于“私我”太重而极力表现其智，而坚持学科化的学者又往往陷入僵化的“规范”之中，因此学术出现空前的“繁荣”和“混乱”。横渠先生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这是一条从修心入手的修学之路，遵照这条道路，可能不会有复杂的理论，但却能“体物而不遗”，应变无穷。

三
近日重读阳明先生《传习录》，对儒家的“应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陆澄问先生：“圣人应变无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以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先生将心明比喻为明镜，以镜照物，事理无有不明。世事变化多端，但如果心明如镜，就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当今之世，徒有学术，但不能随感而应，要么以一种僵化的理论认识现实，要么以事为理、追随事物。这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先生所谓“明的功夫”，以为道、理可以像东西一样让人捡到。我之所以说应该“就事论道”，实际上就是针对目前学术弊病而言的，这种学术以为洞察力是与个人修养无关，可以通过学习理论而得到，而理论可以用总结归纳的方法而确立。往往是理论刚刚“生产”出来现实就发生了变化，永远处于“解释”的状态，难以应变。以人传道还是以理论、知识传道？这牵涉到学术方向问题。就事论道的前提是以人传道，以人传道就必须内求于心，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僵化和散乱无理。

世事在变化，但变中有道。阳明先生说：“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遇此时，方有此事。”加上“随感而应”，阳明先生将与时俱进表述得非常清晰。圣人根据现实情况而论道，就如以明镜照物一样，沒有镜、没有物，物之形都不可能在镜中显现。自己的内心不明不能照物反而被事物所牵引、蒙蔽，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与时俱进？我们学习，实际上是磨镜，镜明物显，如果像现代学术这样去学习物之形，就好像盲人摸象，即使能活千年，“知识”撑满脑子，也无法穷尽现实，不但不能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还会被外物所支配。当代“知识”分子学富五车，满脑子“理论”的见解，但却没有自己的主见，根本谈不上去改造现实。

有人研究儒学多年并以此而成名，但却不得其门。说什么时代发生变化，儒学过时了。仅凭这一句就知道其无知的程度。圣人言语是帮助人们磨镜的，并不是镜本身。将儒学当成文物一样去研究，能不过时吗？儒家所遭到的破坏极大，想找到一个好老师都很困难。修道者太少，“研究”者、“诠释”者和想对它“创新”的人太多，这些人能“总结”善“观测”，说起儒家的特点来总是滔滔不绝，但内不能修身，外不能成就事业，这种人对儒家没有益处。现在所谓的“创新”者恰恰是要把它学术化，变成一种僵化的理论体系，这种“创新”的影响将极其恶劣。儒家并不是什么人创造出来的，而是随时就事对“道”的表述，只有应变而不存在创新的问题。即使讲应变，也必须在“心通乎道”的基础之上。古之贤者对圣人之学从来不轻易言变，而现代一些人不知深浅却轻言创新，这也是目前学术状况的写照。横渠先生曰：“学未至而好语变者，必知终有患。盖变不可轻议。若骤然语变，则知操术已不正。”如果能做一些具体的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工作，比挖空心思地“创新”不知要强多少倍？与其轻言道体、满口儒家，不如在具体问题中论道。

四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目前的学术套路是怎么形成的？是市场决定学术机构的存在？还是学术机构及学者的大量存在形成了学术市场？学术市场已自成体系，完全脱离于社会实践，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养了一批玩游戏的学术人，他们要比个高低，而比赛规则就是所谓的“科学”和国际套路。他们用“科学”方法观察到成功人士便秘的比例比非成功人士要高，就用“科学”方法分析二者的关系，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便秘和成功有一定的关系。他们把这样的科学论文发表之后，也成了成功人士，能够吃高级食物，开始便秘，这更坚定了他对“科学”的信心。他们坐在马桶上会想下一个问题：便秘的严重程度和成功的高低是什么关系？便秘和成功这样的两难选择应该怎样解决？这种思考导致了《便秘与成功》专著的出现。这就是目前的学术状况。

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目前状况下实际上是同一群体，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利。学者们每天都在生产大量的学术论文，但真正的读者还是他们自己，他们读论文的目的是为了生产自己的论文。垃圾越造越多，靠其生活的人也越来越多，形成独立的生产、消费圈子。由于存在这种“自循环”的圈子，学术期刊越来越多，杂志越办越厚，但仍不能满足学者们的要求要求。知识分子将“自循环”现象的原因归咎于民众的理论修养低，但却很少反思自身。自己在玩一种无用的学术游戏，又希望所有人都跟着一起玩，这实在是强人所难。知识对社会的作用虽然越来越小，但对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之间恶性竞争，比赛谁生产的垃圾多，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被社会唾弃。

学术圈的分工很奇怪，外国人生产，中国人学习（抄袭）并运用，谁最先学到谁就最理直气壮。现在一些学术名家指责学术界流行的抄袭现象，但谁是始作俑者？学术名家的“学习工夫”已被青年学子掌握，后者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给名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实际上都是书虫，只不过有大有小而已。 

五

近日翻了一下微观经济学，完全的数学化，很失望。依靠这样的东西怎能把握现实？现在的教育不但不能提高学生的洞察力，反而消解了学生这方面的能力，给他们套上了思维枷锁。洞察力是直观，是对整体的把握，没有物我之分。现在的学术框架在这方面极其欠缺，甚至可以说是瓦解人们固有之灵性。拘泥于名、式，静止而僵化，以偷窥为事，以希奇为能，视而不察，思而不明，研而不究。为文干瘪无力却号称学术风格，洋洋几十万字不能有一字之用却标榜为科学态度，自我封闭、自绝于大众却自视为遵循研究规范。我看到一则寓言很有意思：有一个愚人被箭射中，但他并不急于将箭拨去，而是去研究以下问题：箭头是铁制的还是骨制的？箭杆是竹的还是木的？箭射来的方向和角度怎样？现在的“研究迷”也是这样，他们听到狗屁声不是马上躲开，而是用鼻子和“科学”证明狗曾经吃饱了，以致于越熏越迷。经济学教材告诉人们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训练思维，看了很别扭。如果学术训练就是将正常人训练得听到了屁声而没有本能和直觉的反应，这种训练要它何用？

“研究迷”越来越多，但大多是一些生活在垃圾中的蛆虫，与一般蛆虫不同的是，这些蛆虫消耗垃圾并不能改善环境，而是为了生产更多的属于自己的垃圾。他们号称是经济、社会的诊断者，但他们真的能当医生？他们早已丧失了判断能力，只有“理论的”见解，只会咀嚼各种理论，根据不同的理论得出不同的结论。当病人问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的时候，这些医生反而埋怨病人的品位太差，竟然不知道自己选择理论来确定自己的病。还有一种“医生”，他将某种理论搞得滚瓜烂熟，无论什么人看病，他都拿出这套理论，千方百计地说服病人相信，并让他们接受类似于“休克疗法”之类的东西。学者们的确不是不学无术，但却是学而无术。

有人分析了这种学而无术的状况产生的原因：学术机构的大量存在形成了自己放屁自己闻的圈子；学科的分化是使庸才可以躲在自己的巢穴发出据说是音乐的怪叫；类似于小孩比赛谁尿得高的学术竞争将真正的大家排斥在外。这种概括虽然偏激但却触及了问题的本质。九十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学术恶习与腐败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悲的是我们的学者，他们沦为学弊的工具，但却自以为是在从事崇高的事业。

六

对于西方的学术垃圾，学术界所遵循的原则是捡而不偷。王铭铭是一个又偷又捡的学术家，虽然偷垃圾是错误的，但捡垃圾的“功力”还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公正”态度。人类学是什么？它实际上产生于“类人学”，少数猴毛还没有褪尽的“文明人”将其它地方的人都看成“类人物”，以“文明”人的优越和好奇去研究他们，由此产生了人类学。我们可悲的学者学会了“文明”人的耸肩方式之后马上就去研究其同胞肩膀的结构，其研究成果是，“某某结构”、“某某格局”决定了这些“类人”不能正确地表达“无可奈何”，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无可奈何”的情感。“差序格局”的概念由于被西方人认可而被国内学者推崇，但它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猴子中心主义”者看到人穿衣服永远不会理解其中的道理，只会对穿衣服这件具体事情好奇，它搞不清楚人为什么有时候穿得多有时候穿得少，也搞不清换衣服的意义，它们在不同的时候观察人类会概括出不同的概念。“差序格局”是在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好奇”，由于遵循特殊的学术路线，正常与非正常、合理与非合理都包含在这一概念中，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极容易走向极端。“差序格局”不是中华文化的表现，而是在刻意“观察下”而显现出来的现象。我常想，为什么在国内只有“人类学”者和研究东方文化的人才能成为世界著名学者？这一问题与以下问题非常相似，即为什么动物只有按人的方式表演才能成为动物明星？没有动物的面孔，没有人的表演方式，就不会成为动物明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早已被咀嚼得毫无滋味，但“民族的”怎样成为“世界的”？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去思考。不以“世界的”方式去演义，不成为主导文化背景下的“问题”，它能是“世界的”吗？人类学无论发生怎样的转向，其研究的“问题”都是“文明”人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野蛮”人来说，只有合不合“理”的问题，没有合不合西方人口味的问题。

王铭铭事件有一定的文化意义。通过这事件不仅应看到学术人丑陋的一面，更应该认识到学术本身的问题。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要成为大师必须国际通行的方式写作，必须和国际接轨。我们做学问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被西方人承认？目前流行的学术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根本解决不了当代所面临的问题，但我们的学术人却充当了这种知识的接力者，他们不断地扩充这种知识体系的文献，以一种庞然大物来吓唬人，维持饭碗。我以前一直以为自然科学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了解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套路后才知道它和社会科学没什么两样，同样是为发表文章而搞研究，并且浪费很大。搞研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对“学术”做出贡献，为了追求所谓的“影响因子”，这就是国际化的结果。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学术界虽然很浮躁，但问题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学术彻底国际化，变得越来越无聊，但学者们却大都沉静在其中。阳明先生说，文盛实衰是乱世的特点，但我们现在却是既无文又无实，只有干瘪反胃的学术。人类学家王铭铭的翻船只是问题暴露的开端，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认真反思目前这种全球化学术的本质。

七

关于“证大”二字，我概括为“无执乃证，有用为大”。“无执”为不偏不倚，是内在的功夫，是真正的实证，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用。“有用为大”的“用”为真用，不是建立在私欲基础上的私用。证是真功夫，不是语言和有限的逻辑思维能达到的。实用主义也讲有用，但它不知有内，因而容易用偏，其用不大。西方的自由、平等也是这样。被私欲所困，哪里谈得上自由？因此自由只能是一种形式。我参与流浪儿童课题的时候向一个英国学者提了这样的问题：保护流浪儿童应该出于仁义还是出于儿童权利？他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的回答还是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特点。他认为，出于仁义就没有标准。但儿童权利标准又从何而来？一味地将仁义外在化、知识化，就会失去其内在意义，极容易导致僵化。仁义者行仁义之事，没有标准而行乎标准，灵活而能随时，这是由内而外。相反规定一些仁义之事而让人执行，并不一定能体现本质，可能会由于偏执于某种标准而适得其反。当代学术的问题也在于此，有外而无内，学派并立、表面发达，却总是在外围兜圈子。某人是自由主义者，其观点就总离不开自由二字，偏执于自由而不能自由。

我时常想到西方的实证主义。实证、价值中立、价值无涉这些字眼都没有错误，但为什么总是停留在表面？原因在于：实证不是亲证，不是内在的证悟，不是人去证，而是以工具获得事物表面的联系；“中立”、“无涉”同样被学术化为一种外在的方法、标准，由虚无而导致僵化。自由、平等这些提法也没有错，但为什么追求自由却不能摆脱“私我”的禁锢？为什么追求平等却以分别心为基础？自由、平等在西方是一种摆设，有形而无实。自由、平等成为私欲得以发作的最佳形式。西方人讨论起自由可以写出上百万字，但他们并不懂自由，讨论出的自由和证悟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当代的根本问题是私欲在自由、平等的旗号下无限膨胀，但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但痛恨社会主义同时还痛恨传统文化，其偏执已到了无知的程度。

八

关于学习，最关键的不是掌握一定的认识模式，而是要摆脱一切模式。无论任何存在，一旦以固定的、模式化的认识形式来把握，就会歪曲它。心无挂碍，才能“物来顺应”。以“理论”桎梏心智，何以辨是非？西人不知“道”，故而私论频出、学派并立，各执一端、模仿揣度，犹如盲人摸象，得一斑而不能见全体。圣人心智无实体，却大有妙用。此乃“证大”，证而大也。六祖说：“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阳明先生曰：“无知无不知，本体原如此。”横渠先生曰：“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证而大如虚空，无知而知，无体而体。证，非证而得也，而是复其本体之知，若说有得，犹为私论。“大其心”，并非使之大，而是复其本体之大。心本广大无边，但人自拘其于躯体，阻隔于私欲而不能自由。西学泛滥，理论知识大量堆积，学子不知所措，只能咀嚼各种理论。读了十几年书，学到的就是这种功夫，不是太可悲了吗？这种学术不知还要毁几代人？我们这个时代，“理论”贩子太多，如果都听他们的，真还不如不读书。

目前的学术训练实际上是将心智禁锢于外在的工具，就好象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走路时蒙住正常的眼睛而依靠精心包装的探路棍。人心本明，但人们却弃而不用，过于相信那些理论棍子，踉踉跄跄，摔倒了还不愿摘去那块蒙眼布，而是不停地去换棍子，这就是“理论”之害。理论之害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明明看到的是大象，而理论却告诉我们那是饭桌，人们照样会蹦跳着在这个“饭桌”上吃饭。从经济实践上看，越是卖弄经济学知识的领导人当政，经济就越变得不可收拾，因为这种人很容易被理论所禁锢，总是模式化，不能随时就事。对于一个偏执和虚荣的人来说，影响其认识能力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缺乏知识，而是其人格障碍，但目前的学术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却添置更多的障碍，以致于理论学得越多，认识问题的能力反而越低。如果让这种人去治理国家，怎会不出问题？因此，修身决不仅仅是道德修养问题，同时也是认识论问题。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如果外在于人，怎能称其为道？人和机器人不同的是，机器人只能用一定的模式思考，而人却能够摆脱一切模式。但当代主导文化和学术却千方百计地把人变成机器人。你想知道什么是民主，主导文化就会给你输入一套程序，只要符合这种程序就是民主。这种“实现”了民主成了脱离时、事和人的绝对形式，以致于民主形式下的不民主大量产生。领导人提出搞现代化，学术人马上就研究出包括星级茅房在内的现代化指标，在指标考核的背景下（主导文化的表现形式），对“现代化”的追求演变成透支内在活力、破坏整体和谐的催肥竞争。我听说一件令人发笑的事：某省官员为实现现代化专程去国外请教“现代化”指标专家英克尔斯，让这个人受宠若惊，他搞不清楚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学术游戏为什么会在古老的东方被上升到操作层面？这个西方学人虽然无聊但还没有忘记其扮演的理论戏子的角色，我们的一些学术戏子却忘我地走下舞台，咀嚼着西方人无聊的理论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就迫不及待地指导实践。他们要研究人，就通过“研读”文献事先界定出人的指标，然后用这套指标去“套”具体的人，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反而不一定是人。“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同样被操作为一套程式，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革除弊端，而是服从某种特定的模式。小康社会提出之后，一些专家又开始钻研“小康社会”的指标，如果将他们的指标当作考核标准，一些虚胖的小康社会又会大量出现。很多不错的提法就是在不停的界定中丧失其精神内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