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春秋》性质讨论之二

一、杜预“经承旧史”说之批判
孔子《春秋》一书的性质，是学术史上聚讼纷纭的问题，而将它视为历史学著作，则是近代以来许多学者的一个共通性错误。金毓黻说：“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庶民之故。”[1]（第29页）李宗侗认为：“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2]（第16页）又说，“《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2]（第33—34页）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教本》说：“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讲学和私人撰史之风，突破了宗周以来学在官府的藩篱。他所修的《春秋》，是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也是现存的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3]（第16页）此外如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4]、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5]等著作均持此论。导致上述误解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西晋学者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则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杜预（222—284），字元凯，晋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文帝时尝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后转参相府军事，任镇西长史等职。据《晋书》本传记载，“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6]。除《集解》、《释例》外，《春秋左传序》（亦名《春秋序》）是杜氏研究《春秋》问题的又一重要论著。
《春秋左传序》云：“（《春秋》）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杜预进一步解释道：“《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又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7]
据杜氏说，《春秋》是孔子有感于当时史官失职（“周德既衰，官失其守”），史书记载失实（“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乃依据有关资料修成的史学著作。《春秋》的体例与材料采自鲁国旧史（“孔子因鲁史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