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而将它视为历史学著作，则是20世纪学术史上一个贯穿始终的错误。除受传统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之外，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这一误解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引导作用。时过境迁，当年的疑古之风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但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于《春秋》的认识仍然久而不得其实。结合“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重审20世纪学术史上的这一“公案”，对于我们摒弃有关《春秋》一书的谬见，无疑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一、“古史辨”派《春秋》研究批判
周予同先生曾提出：“《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哲学？”[1]（第493页）对于这个问题，“古史辨”派学者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关注了。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一贯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工作便是考证“孔子作《春秋》”说的真伪，换言之，假如《春秋》果然是孔子所作——如同今文家所说的那样——则它无疑是一部政治学著作；相反，如果能够证明《春秋》与孔子毫无瓜葛，则《春秋》为史学著作无疑了。这样，在讨论伊始，《春秋》性质问题便转化为对“孔子作《春秋》”这件事真实性的讨论。
1921年，顾颉刚率先对孔子作《春秋》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说：“《六经》自是周代通行的几部书，《论语》上见不到一句删述的话，到孟子，才说他作《春秋》，……其实，看刘知几的《惑经》，《春秋》倘使真是孔子作的，岂非太不能使‘乱臣贼子’惧了吗？”[2]（第42页）按照这种解释，则《春秋》成书在孔子之前，将它与孔子联系起来乃是后儒的附会。
1923年，钱玄同在顾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孔子作《春秋》”说的成因作了推测。他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断言，孔子无作《春秋》事，至于《春秋》的性质，“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是‘天子之事’。”[3]（第77—78页）钱氏的说法显然深深打上了古文经学家门户之见的烙印。
1925年，钱氏在写给顾氏的《论《春秋》性质书》中说，关于《春秋》的性质，“弟以为只有两个绝对相反的说法可以成立”，即：一、认为“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钱先生认为：“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又说：“我近年来是主张后一说的。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唯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4]（第275—276页）细绎全文可见，对于《春秋》，钱氏一方面“认它是历史”，同时又苦于缺乏否认“孔子作《春秋》”的力证，所以语义上显得犹豫不决。
针对钱氏的意见，顾颉刚在《答书》中表示：“对于《春秋》一经的意见，我和先生相同。”并提供了否认孔子作《春秋》，以及《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六项论据，其中除承袭古文经学陋见成说，不值辩驳的数条外，堪称新说者有二，即：1、《论语》中无孔子作《春秋》事，亦无孔子对于“西狩获麟”的叹息的话。2、孟子以前无言孔子作《春秋》的。孟子的话是最不可信。[5]（第276—277页）
得到了顾氏的认可，钱玄同便在此后的一封回信中说：“本年三月里您回我的信，谈对于《春秋》的意见，大体我都佩服；……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实在确当之至。”[6]（第278—280页）
由此可见，“《春秋》为史学著作”说是顾、钱等人经过长期讨论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这一结论却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默证”的研究方法极不可靠。当时学者曾批评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fromsilence）。.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所谓“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论者引用法国史学家色诺波（ch.seignobos）的话说：“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7]（第271—272页）《论语》无孔子作《春秋》事，亦无相关言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能成为“孔子不作《春秋》”的佐证。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8]（第2—3页）
众所周知，孔子修《春秋》之事较早载于《孟子》，此后司马迁等人也对此事确信不疑，可谓古无异辞。顾、钱等人仅仅根据《论语》无孔子修《春秋》事，便否认此事的真实性，显然过于武断。期望《论语》将所有关于孔子的史料囊括殆尽，这种想法更是求全责备。试想一部《论语》，要将孔子和弟子们几十年的谈话都记录下来，哪里可能？更何况，现行本《论语》又经过历史上的数次改编，残缺尚且难免，遑论其他。另外，孔子作《春秋》，于时政多有讥刺，故而其早期的传承完全依赖学者口说流行，儒家心存畏忌自不待言，《论语》无载也并非不可理解之事。仅仅根据《论语》不能断言孔子不作《春秋》，至为明显。
其次，在缺乏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断然否认《孟子》记载的可靠性，这一做法同样不足为训。周予同先生指出：“《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古无异词。……近人钱玄同更以孔子作《春秋》的话是孟子所伪造，不是史实，则《春秋》与孔子的关系也成为经学上的疑案了。”[1]（第256—257页）孟子去孔子不远，且为子思之门人，其说必有所据，没有充分的理由当然不容轻易否定，“孟子距孔子不过一二百年，孟子说孔子作《春秋》，当不会是讹传和虚造，也没有虚造的理由。”[9]（第172页）顾、钱二人显然是先有成见在胸，而后才进行了“大胆假设”。正如学者所批评的那样：“钱氏从‘疑古派’的怀疑精神出发，全盘否定了‘六经’同孔子有关系的说法。……但总的来说，他的怀疑的立足点，却是很成问题。就是说，钱氏对这个问题先存否定的意见，然后在古代文献中去寻找论证来替自己的观点张目，这就不免陷于主观主义。……所以，钱氏的主张，表面上同所谓‘五经’悉为孔子所作的主张完全相反，其实都各执一偏，不足为据。”[1]（第798—799页）
总之，“古史辨”学者否认孔子作《春秋》的推测不足为据，他们据此得出的“《春秋》为史学著作”的结论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近年来，随着学术观念的革新和新材料的出现，许多学者已经逐步放弃了“古史辨”派“孔子不作《春秋》”的结论。李学勤先生说：“《左传》以下多种书籍一致讲孔子修或作《春秋》，我们实在没有否认的理由”，“先秦至汉多种古籍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记载，应承认为可信。”[10]（第21页）刘泽华先生认为：“关于孔子是否编选过‘六经’（或‘五经’）问题，历来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出自孔子之手，有的认为与孔子无关。两相比较，出自孔子之手的理由较为充分。”[11]（第130页）在细致考察了郭店楚简的相关内容之后，廖明春先生也指出：“六经的形成，源于孔子。”[12]这些论述恰好是对“古史辨”派“孔子不作《春秋》”说的批判性总结。
二、“古史辨”派《春秋》研究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适逢疑古思潮在学术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时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13]（第23、26页）与此同时，反封建、反传统也是与疑古思潮紧密相关的时代主题，否定《春秋》的政治权威，借以最终否定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恰好符合这一历史潮流。这样，“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对于革命心切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在他们看来，既然孔子与《春秋》根本无关，而《春秋》的权威原来竟然是个骗局，“孔家店”便“不打自倒”了。正因为这样，“《春秋》为史学著作”说一出，便立即引起学界的震动，学者中赞成者众，批评者寡，这个假设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对20世纪现代意义上的经学和史学史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消极的影响。
第一，“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导致了学者观念的混乱，甚至使之对经学史上的某些客观事实判断失误。曹聚仁说：“《春秋》，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象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那位战国时的孟轲，为了要借重孔氏，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来。一变而为《公羊传》，再变而为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三变而为何休的《公羊解诂》，于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都出来了。”[14]（第41页）一望而知，对古代经学发展史的这一勾勒直接来自“古史辨”派的学说，但论者的这种看法到底有几分可信性呢？平心而论，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公羊传》、《春秋繁露》、《公羊传解诂》等书中确有不少以讹传讹乃至牵强附会的内容，但切不可将这些解经之书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一味视为无根之说，除非我们真的相信古人是串通一气的造假团伙。《春秋》与《公羊传》、《春秋繁露》以及《公羊解诂》之间并不存在像曹氏所说的那种“三变”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学者则受“古史辨”派以《春秋》为史学著作观点的影响，否认其中的政治学价值，相反从非政治学的角度对《春秋》进行了错误的诠释，周予同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1936年，周氏在谈到《春秋》的性质时，将“《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哲学”视为《春秋》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1]（第493页）他对“古史辨”派学者讨论《春秋》的方法颇有微辞，他说：“钱先生根据‘汉学家’治学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论理学上的方法，说《春秋》和孔子根本没有关系；换句话说，根据《春秋》以及后来‘《春秋》学’的内容来说明孔子的思想是错误的。这确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但究竟这问题太大了，所以除钱先生自己外，和钱先生同调的胡适先生也就不敢冒然接受。”[1]（第494页）在这里，周氏显然敏锐地发现了“古史辨”派方法论上的问题。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未能摆脱后者的影响，对《春秋》性质做了错误的解释：“平心而论，《春秋》不过是中国古代的初期的历史著作。”[1]（第498页）
“古史辨”派《春秋》研究对经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学者对孔子研究材料的取去方面。钱玄同说过：“我们要考孔丘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3]（第70页）陈其泰先生说：“近代因受疑古思潮影响，有的学者对于孔子修《春秋》提出怀疑，理由是《论语》中没有提过《春秋》。”[15]（第3页）研究孔子不用《春秋》，而只依据《论语》等书，直到今天还是学术界的基本态度。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尽管不同意“古史辨”派的看法，但并没有真正将《春秋》用于阐释孔子的思想，恐怕还是受到这种怀疑的影响所致。
第二，“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引发出所谓“以史隶经”一类错误的经学研究理论。古文经学家主张“六经皆史”，《春秋》首当其冲，但真正将《春秋》性质之争引申为经史关系之争，并从反封建角度论述这一关系的，则是那些受“古史辨”派影响的学者。现代经学研究的方法和任务是什么？周予同说：“简明地说，就是以治史的方法以治经。所以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决不是以经来隶役史，……明显地说，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是在不循情地消灭经学，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1]（第622—623页）又说：“总之，简略些说吧，以‘史’的观点来治‘经’，以社会科学的见地，发掘经典里的沉埋的材料。你把握住这理论而有所成就，你就会以新的姿态出现于中国现代学术界，而不致于将自己穿戴着古衣冠杂厕在已死的古代的经学家的队伍里了！”[1]（第635页）“以史隶经”是方法，“消灭经学”是目的，这种提法貌似有理，实则经不住推敲。“以史隶经”的结果并不是消弭了门户之争，而是取消了问题；“消灭经学”的作法客观上打断了经学研究的传统，使得现代学术史上出现经学研究的“真空”。平心而论，这并不是真正所谓“超经学”、科学的研究理论。当代学者蒋庆站在今文经学的角度批评说：“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16]（第2页）这是讲疑古思潮对今文经学的摧毁，实则其破坏远不止于此。
第三，受“古史辨”派《春秋》研究的影响，20世纪的几乎所有史学史著作都视《春秋》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史著作”。
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受“古史辨”派的影响，许多学者都将《春秋》界定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著作”。金毓黻先生说：“据此，则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人撰史之风。”[17]（第39页）李宗侗先生说：“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18]（第16页）又说，“《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18]（第33—34页）白寿彝先生说：“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讲学和私人撰史之风，突破了宗周以来学在官府的藩篱。他所修的《春秋》，是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也是现存的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19]（第16页）瞿林东先生说：“孔子所修编年史书《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20]（第137页）吴怀祺先生也说：“《春秋》基本上是一部记实事的史书。”[21]（第36页）
我们不能排除今文经学衰落，古文经学势力壮大对上述观点形成的影响，但考虑到“古史辨”派在20世纪初的那次《春秋》问题讨论及其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容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程度上的承袭关系。在《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基础上，学者或将《春秋》笔法解释为“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或替孔子加上“中国史学之父”的头衔，真可谓怪论叠出，厚诬古人。
实际上，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后者决定了它的性质。《春秋》的情况虽然非常复杂，但其性质为政治学著作则属确切无疑。徐复观先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的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22］（第156页）李申先生也说：“《春秋》就不是仅仅用来记事的史书，而是通过历史‘案例’这种特殊的形式教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应当怎么做，不应当怎么做。所以《春秋》是经，而不是史。”[23]（第172—173页）遗憾的是，在“古史辨”《春秋》研究的影响下，20世纪持上述正确看法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
三、“古史辨”派《春秋》研究陷入误区的原因
1、反封建时代主题对“古史辨”派研究工作的干扰
反对封建主义，打倒孔家店的时代主题指导着“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工作，同时也是导致《春秋》研究陷入误区的重要因素。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君主专制政体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立，但专制主义思想的根源尚未得到彻底清算。相反，国民政府，北洋军阀屡屡掀起“尊孔读经”风潮，正如时人所讥：“这‘读经’的僵尸，在民国作祟已不止一次了。”[24]（第259页）当时的革命者很早便看到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和危害，陈独秀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此为“理之自然”。李大钊也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25]（第498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古史辨”派在产生之初便受“反封建”时代精神的鼓动，将中国文化的传世典籍视为封建主义思想的载体而加以怀疑和批判。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序言中明确宣称：
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论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馆，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26]（第28页）
研究孔子旨在否定孔子，阐释经书旨在否定经书，这正是“古史辨”派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由于《春秋》素来被认为是儒家专制思想的渊薮，而今文经学家最擅长于发扬这种“微言大义”，所以批判《春秋》，尤其是批判今文经学家关于《春秋》的“非常怪异之论”便成为当务之急。否定《春秋》的政治属性，将它解释为一部客观记事的历史学著作，显然是打倒孔子和《春秋》权威的最好办法，就像有学者宣称的那样：“我们要把孔子从神座上拉下来，让他恢复‘人’的本来面目；我们把‘六经’（五经）当作古代文化思想的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剔除那神秘气息；如钱玄同那样，自称‘疑古玄同’，‘疑古’乃是我们整理国故的基本精神。”[14]（第38页）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学术违背科学精神便难以避免，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说：“疑古运动的健将们虽然在主观上有着坚持学术独立性的意识，并把这种意识当作‘科学精神’的体现，但是，处在社会大动荡的风口浪尖上，疑古健将们的疑古，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在他们的脑际深处，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守定坚持学术独立性的治学立场。”[25]（第580页）
时至今日，反封建的时代重任早已完成，学者们不再像“古史辨”派学者那样担负着沉重的反封建政治使命，对传统文化的客观分析可谓正当其时。梁治平在《公羊学引论》序中说：“七十年前，国人众口一辞，曰礼教杀人，孔学当废。今之人回首往事，恍若南柯一梦。传统当重新评估，此渐成学界共识。”[16]（第3页）复兴儒学之论恰当与否，另当别论，但经学研究中的先入之见和极端态度应当根本改变，则是毋庸置疑的。
2、经学背景对“古史辨”派学者的消极影响
“古史辨”派学者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大多具有复杂的经学背景，前人已有论述。[1]（第545—546页）我们不难看出，出于反封建的目的，顾颉刚、钱玄同片面继承和发挥了今文经学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的“经承旧史”说，使得他们的《春秋》研究走向极端。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工作直接受到晚清今文经学家的影响，他自己就有明白的表述：“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了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27]（第43页）身为顾门弟子的杨向奎对此也有尖锐的批评，有人评论道：“顾先生的所谓‘古史辨’，在杨先生看来，几乎完全是以今文家说为前提的，这大概是他对自己的老师最不满意的地方。也是杨始终对‘古史辨’派持批评态度乃至苛刻态度的主要原因所在。”[28]（第322—326页）钱玄同学宗今文，他的老师崔适便是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家。钱玄同自己也说：“我对于‘经’，从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七年，颇宗今文家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一九一一年才看到的。”[29]（第30页）
总的来说，在今文经学中最为顾、钱等人所看重的主要还是那种勇于打破权威，且足以为己所用的怀疑精神，而不是他们疑古的具体结论。顾颉刚看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后，便声称：“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27]（第26页）又说：“《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他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工作的路。”[30]（第537—538页）在这条“继续工作的路”上，“古史辨”学者走得更远，因为要打倒孔子和《春秋》的权威，“托故改制”说是远远不够的，“孔子不作《春秋》”说由此应运而生。究其实质，这种说法不过是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说的极端化而已。
“古史辨”派并不是纯粹的今文学家，他们的学术思想中也继承了古文学家的部分遗产。顾颉刚的古文经学传统源自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1913年，他听了章太炎批评今文经学的演说后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还有这一班无聊的今文家敢出来兴妖作怪？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哲学家和史学家看待，我深信这是合理的。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27]（第24页）
我们知道，两汉经学衰落之后，西晋古文经学家杜预率先提出所谓《春秋》“经承旧史”之说，断言孔子作《春秋》是继承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此说的要害在于否认了今文经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微言大义”，从而开启后世“《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先河。值得注意的是，杜预的“经承旧史”说虽然在客观上贬抑孔子而尊崇周公，但并不否认《春秋》为孔子所作。为了彻底打倒经学权威，疑古学派便索性宣称《春秋》与古代的政治权威（无论孔子还是周公）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古史辨”学者出于反封建的目的，兼取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足以为其所用的观点，他们关于《春秋》研究的结论实质上是两种经学传统杂糅而成的“怪胎”。钱玄同就说过：“我们今天，正该从今古文两派的相互指摘之下，接收他们双方的结论。”[14]（第31页）顾颉刚也认为：“六经皆周公之旧典”一句话，已经给今文家推翻；“六经皆孔子之作品”一个观念，现在也可驳倒了。[2]（第42页）这种做法的初衷在于超越传统经学的门户之见，但实际上他们却不自觉地充当了为某种政治摇旗呐喊的角色，因而又陷入了另外的误区当中。《春秋》研究只是“古史辨”派疑古辨伪工作的一个案例，但它典型反映出这些学者中所普遍存在的重大理论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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