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研究——《春秋》性质讨论之三

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而将它视为历史学著作，则是20世纪学术史上一个贯穿始终的错误。除受传统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之外，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这一误解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引导作用。时过境迁，当年的疑古之风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但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于《春秋》的认识仍然久而不得其实。结合“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重审20世纪学术史上的这一“公案”，对于我们摒弃有关《春秋》一书的谬见，无疑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一、“古史辨”派《春秋》研究批判
周予同先生曾提出：“《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哲学？”[1]（第493页）对于这个问题，“古史辨”派学者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关注了。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一贯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工作便是考证“孔子作《春秋》”说的真伪，换言之，假如《春秋》果然是孔子所作——如同今文家所说的那样——则它无疑是一部政治学著作；相反，如果能够证明《春秋》与孔子毫无瓜葛，则《春秋》为史学著作无疑了。这样，在讨论伊始，《春秋》性质问题便转化为对“孔子作《春秋》”这件事真实性的讨论。
1921年，顾颉刚率先对孔子作《春秋》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说：“《六经》自是周代通行的几部书，《论语》上见不到一句删述的话，到孟子，才说他作《春秋》，……其实，看刘知几的《惑经》，《春秋》倘使真是孔子作的，岂非太不能使‘乱臣贼子’惧了吗？”[2]（第42页）按照这种解释，则《春秋》成书在孔子之前，将它与孔子联系起来乃是后儒的附会。
1923年，钱玄同在顾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孔子作《春秋》”说的成因作了推测。他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断言，孔子无作《春秋》事，至于《春秋》的性质，“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是‘天子之事’。”[3]（第77—78页）钱氏的说法显然深深打上了古文经学家门户之见的烙印。
1925年，钱氏在写给顾氏的《论《春秋》性质书》中说，关于《春秋》的性质，“弟以为只有两个绝对相反的说法可以成立”，即：一、认为“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钱先生认为：“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