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的内在互动：两汉春秋谷梁学的命运演替

《谷梁传》是解《春秋经》五传之一，在汉代才有文献定本。汉代前期，《谷梁传》因汉武帝偏爱《公羊传》而处于在野私学的地位，仅在学者内部传授，且习者可数，处境堪忧。至汉宣帝时，在统治者的扶持下春秋谷梁学登上官学的殿堂，出现短暂的繁荣，其后至东汉一直又处在私学地位。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仅对关乎《谷梁传》命运的石渠阁会议以及春秋谷梁学在西汉的传授有所关注，但对其在西汉的升降沉浮与在东汉的衰落及其原因则论之较少。笔者将从长时段来考察春秋谷梁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春秋谷梁学私学与官学地位之间的交替变动，以加深对两汉春秋谷梁学的命运演替的研究。
一
《谷梁传》在汉代地位的升降，与政治关系密切。《谷梁传》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经学，均讲《春秋》的微言大义，在争夺官学地位的过程，先后得到政治权势的强力干
预。据《史记·儒林列传》：“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①]，对《谷梁传》与《公羊传》之间的第一次争夺记载较为简略。《汉书·儒林传》记之颇详：
瑕邱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