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国印铭文中首次出现“國”的字样

作者：濮惠泉
——西周王室重要诸侯国“焦国”国印之探析及其重大意义

一、“焦国”是西周时期周王室所封的重要诸侯国。因此，“焦国”国印的发现，对于研究焦国和西周王室制度、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经济等都十分重大的意义。

去年初，笔者有幸在北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家处目睹了一枚精美异常的“焦国”国印，银质，多层台钮，印面呈正方形，约1.5厘米见方，白文，印面四周均有边栏，印文中间为竖栏，具有典型先秦玺印的特征。

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武王克商，建立了西周王朝。为巩固周王室的统治，周天子除在伊、洛、瀍、涧之滨营建洛邑，建立了西起陕西宝鸡、东到郑州荥阳的千里王畿外，同时进行了以军事占领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大分封，在全国战略要地授民授疆土，建立众多的诸侯国。《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富辰在谏周公时说：“大上以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功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西周初年的分封不仅仅局限于王畿之外，而且还特别留意王畿之内，在王畿之内封有焦、东虢、西虢、毛、华、原、胙、雍等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杜预注曰：“八国皆晋所灭，焦在陕县。”

由此可见，“焦国”封于王畿之内，成为周王室直接统辖对象，肩负着护卫王室、随王室征伐、协助周天子统治全国的重任，是西周时期周王室所封的重要诸侯国。

据文献记载，西周王朝历史上的焦国就有两个：一个为神农之后的姜姓焦国；周朝初年，周武王大肆分封诸侯，除分封有功之臣和王室贵族外，还对前代圣贤之后裔进行了分封。《史记•周本纪》载，周灭商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注》也有“焦国，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的记载。《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秦嘉谟辑补《世本•氏姓》说：“姜姓，炎帝神农之后。”姜姓焦国其故城在今河南陕县西十里铺一带。何光岳先生认为姜姓焦国被迫东迁，西周时在今河南中牟，东周初时迫于郑国而迁豫东商水县，再迁今安徽毫州。此二地又被陈国兼并，最终迁至山东嘉祥县东北的焦城，春秋中叶之前并入鲁国。
请登录会员阅读全文。转载时请注明：来自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 “國”字起源于秦汉以后（或最早不会早于战国晚期）。《国家学会》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六号上发表论文，说之如下:“國(国)字作口，乃秦汉以来之事，周代春秋战国时代，只有‘或’字。”

而这枚存在于西周时期，或者最迟存在春秋中早期的“焦国”国印上，首次出现“國”(国)的字样，要比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 “國”字起源于秦汉以后（或最早不会早于战国晚期）之说，至少要提前三百年以上；说明了我们华夏民族早在西周或最迟于春秋中早期就已形成了“国家”的概念，这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所有中国人为之骄傲并且都应该要记住的一件大事！

由“焦国”国印首次出现“國”(国)的字样，而联想到现收藏于陕西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的西周 “何尊”铭文中首次出现“中国”（原铭文为“中或”）字样。1976年，美国方面邀请我国文物部门组织一批文物赴美展览时执意要有“何尊”，为此，美方竟然投保了3000万美元；可想而知3000万美元在当时1976年时的经济比值是要远远超过现在的。1998年，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开馆，马承源先生欣然应邀而来，听到讲解员说“‘何尊’是镇馆之宝”时，当即说：“‘何尊’不能只说是镇馆之宝，应该说是镇国之宝！”此后，他又在多种场合发表过自己的这一观点。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全国有64件国宝此后永久不准出国展出，“何尊”名列其中。可见西周 “何尊” ，完全可以用价值连城来形容。唯一的缺憾，就是 “何尊”铭文内“中國”原铭文为“中或”，而且从甲骨文、金文内“或”字意义解释来讲，“或”与“國”是有区别的；况且“何尊”铭文“中或”是指周克商以后,以洛阳居天下之中,称"中或"或"中土"……
请登录会员阅读全文。《左传》和《国语》两部史书，是目前发现古籍中关于古玺比较可靠的史料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鲁国季氏用“玺书”谋取卞邑的事，这里的“玺书”是用印泥加封的书信（古代用印均打于泥上，以封书礼）。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一书中也有关于用玺的记载；“货贿用玺节”，注：“玺节者，今之印章也。”当时因为经济的发展，在商业往来中使用玺印作为凭证、信物。玺印的产生是在经济的发展、政治、军事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的必然。当时周王室与诸侯列国颁布政令、分封委任官职、处理军国政务都需要有表明权威的凭证，民间的经济、民事活动也需要契约性的证明，印章便发挥了彰显权威、信用徽号的作用，作为显示诚信的工具，其形制和社会功能逐渐完备确定。可见，我国古玺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战国时期普遍使用。

但由于目前掌握的材料所限，以及就目前认识水平，比战国更早的玺印尚未被人们认识，主要是考古材料中也没有出土有确凿证据的春秋或更早的玺印，尚不能将春秋战国古玺区别开来，故只能笼统地称秦代以前的玺印为战国古玺。

为此，这件存在于西周时期，或者最迟也在春秋中早期的“焦国”国印问世，正好为古玺成熟于周代春秋时期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焦国”国印是我们目前发现具有确凿证据的中国最早古玺印，可以作为先秦古玺断代标尺；为区分西周、春秋、战国各时期的古玺印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因此，“焦国”国印在中国印学史上，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由于目前这枚“焦国”银印存在于西周时期，或者最迟也在春秋中早期，因而这枚“焦国”国印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银质古玺。

综上所述，这枚“焦国”国印的重大发现，无论从焦国和西周王室制度、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经济等，还是从中国印学史上而言，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尤为重要的是，首次出现“國”(国)的字样，重若千钧，如同泰山、昆仑一样，千古屹立，万世巍峨！这是我们作为每个炎黄子孙的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一件大事！以此，也借用一下已故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所说的“镇国之宝”，来形容这枚首次出现 “國”(国)的字样的“焦国”国印，应该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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