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神农氏“合二为一”考辨

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以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最为混乱，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都说：“炎帝号神农氏”［1］，“炎帝又称为神农氏”［2］，认为炎帝和神农氏是一人。但是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等都把神农与炎帝明显分开，前者为母系氏族社会人物，后者为父系氏族社会人物。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更明确指出：“炎帝绝不是神农。”［3］近年召开的许多纪念炎帝的学术研讨会，学者们都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炎帝即神农氏，另一派认为不是，争论得不可开交。出版的论文集也明显存在着意见的分歧。① 鉴于学术界争论的激烈而无法解决，新版《辞海》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措辞：于“神农氏”条谓：“一说神农氏即炎帝”；于“炎帝”条云：“一说炎帝即神农氏。”为了探求事实的真相，本文拟从古籍记载的史料出发，对其进行梳理和辨析，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一个奇怪的现象
综观古史记载，有一个现象令人奇怪且发人深思，那就是从先秦至西汉中叶，所有的古籍对神农和炎帝都是分开叙述的，二人的事迹各不相同，而且时代也有先后。

神农的时代大约在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之后，黄帝之前；他的主要事迹为教民农耕，尝百草治病，是原始农业和原始医药的发明者。《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庄子·盗跖》在谈“有巢氏之民”后说：“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管子·轻重戊》谓：“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商君书·画策》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淮南子·修务训》说得更明白：“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避）就。”此外谈到神农的，还有《战国策·秦一》、《尸子》、《吕氏春秋·爱类》、《新语·道基》等。在上述这些古籍中，绝没有把神农与炎帝扯到一起的。

炎帝的活动年代约与黄帝同时，他是一个氏族部落的首领，与黄帝有亲属关系。炎帝先与黄帝部落发生过战争，后又与黄帝联合击败蚩尤而擒杀之。《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逸周书·尝麦》也记述说：“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阿）……。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这里所谓“赤帝”，就是炎帝。此外谈到炎帝的，还有《左传·昭公十七年》、《山海经·海内经》、《吕氏春秋·孟夏纪》等。上述这些古籍在谈到炎帝时，也绝没有与神农发生什么联系。

对于神农、黄帝、炎帝的关系，西汉中期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作了综合性的叙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在以上这段记载中，“神农氏世衰”、“神农氏弗能征”，而“炎帝欲侵陵诸侯”，与黄帝“战于阪泉之野”，显然神农氏不是炎帝，炎帝也不是神农氏，两者的时代先后和事迹不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史记·封禅书》还引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其中有“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这里，司马迁把神农和炎帝作为先后互不相干的两家，也可以一目了然。

可是到东汉以后，学术界对炎帝与神农氏关系的陈述发生了突变。东汉学者贾逵注《国语·晋语四》说：“炎帝，神农也。”东汉学者高诱注《淮南子·天文训》说：“炎帝，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号曰神农”；其注《吕氏春秋》的《孟夏纪》和《季夏纪》又说：“炎帝，……号曰神农”；“昔炎帝神农，能殖嘉谷。”魏晋间学者皇甫谧作《帝王世纪》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以火德王，故号炎帝。”西晋学者杜预注《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炎帝神农氏，姜姓之祖也。”这些学者都一反先秦至西汉中叶史书记载神农与炎帝为先后两人的传统说法，称“炎帝号神农”、“神农号炎帝”、“炎帝神农氏”，把古史传说中时间不同、事迹相异的炎帝与神农氏这两个人物捏合为一。
把炎帝与神农氏这两个历史人物合二为一，在当时还有一些学者不赞成，因而出现了争论。《左传·昭公十七年》唐孔颖达疏云：“谯周考古史以为炎帝与神农氏各为一人。”可见三国时学者谯周在其所著《古史考》中曾提出“炎帝与神农各为一人”的意见，在学术界进行争鸣。三国时另一位学者韦昭在注《国语·晋语四》时，先引贾逵的话：“炎帝，神农也。”然后指出：“神农，三皇也，在黄帝前。黄帝灭炎帝，灭其子孙耳，明非神农可知也。”韦昭在这里也对学术界把炎帝与神农氏捏合为一的做法提出异议，大声疾呼：神农是“三皇”，“在黄帝前”；炎帝是与黄帝发生冲突而受到黄帝攻击的，炎帝“明非神农”，昭然若揭。可是像谯周、韦昭这样一些学者的意见在当时不被重视，成为受冷遇的少数派。

从先秦至西汉中期，古籍记载一向把炎帝与神农氏作为时间不同、事迹相异的两人；到东汉以后多数学者突然把炎帝与神农氏捏合为一，并有少数学者起而争鸣。人们不禁要问：历史记载和学者观点为什么会在两汉之交发生突变？它的原因和根源究竟在哪里？
谁是“合二为一”的主创者

在探索谁最先把炎帝和神农氏“合二为一”的问题时，有学者提出：“战国时期魏国史官编录的《竹书纪年》，首次将炎帝与神农氏相连，称为‘炎帝神农氏’。”［4］按《竹书纪年》已经亡佚，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方诗铭、王修龄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并附有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目前有关《竹书纪年》最全最新的考订本。但查遍所有该书辑证，未见有“炎帝神农氏”的记载，乃知此说是不可信的。

另有一些学者提出，炎帝与神农氏合一，最早见于战国末赵人所作的《世本》，但这又是一本亡佚的书。此论的主要根据是《左传·昭公十七年》唐孔颖达疏的一句话：“《帝系》、《世本》皆为（谓）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孔颖达此话是大有问题的。首先，说《世本》中有“炎帝神农氏”的话，从秦汉到隋唐只有孔颖达一人，其他众多学者均无提及，因此这只是一个孤证，很可能是孔氏错记；其次，《帝系》现保存在《大戴礼记》中，该篇从头至尾根本没有“炎帝神农氏”的说法，这更令人怀疑孔氏其言的真实性；再次，《世本》是司马迁熟读的书，《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写成《史记》一书。如前所述，《史记·五帝本纪》把神农氏和炎帝明晰分开，两人的时间与事迹都显著不同。如果《世本》明言“炎帝即神农氏”，司马迁岂能不“采”而乖异如此。由上三点辨析足以证明，孔颖达的说法实不可据。

目前，对于神农与炎帝的关系，学术界流行的有这样一个共识：“神农与炎帝本为二人，汉代以后，人们将神农与炎帝综合成一人，都把神农氏称作炎帝。从此，在传说中炎帝即神农，神农即炎帝。”［5］这个说法，实在太笼统，太含糊。所谓“汉代以后”，长达数百年，究竟在西汉还是东汉？在初年还是末年？所谓“人们”，更是含混不清：究竟谁是“综合成一人”的发起者、主持者？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这些问题都应该细致探索，了解其真相，明白其原因。其实，从时间上来推断，西汉中期司马迁作《史记》时还将神农氏与炎帝明晰地分开，而到东汉时就有许多学者将炎帝与神农氏合二为一，那么这个合一的时间就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其肇始者就是西汉末年的皇族子孙、曾校阅大量古籍而撰成《七略》、王莽新朝时曾任“国师”的刘歆。《汉书·律历志》载刘歆的《世经》赫然写着：“太昊帝，……首德始于木，……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即伏羲氏）”；“炎帝，……以火承木，……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这里，不仅把炎帝和神农氏合而为一人，同时又把古史传说中的东夷族首领太昊和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的伏羲氏合而为一，其胡乱编造显而易见。从文献资料来看，这应该是炎帝与神农氏“合二为一”的最早记载。

自刘歆首创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后，班固在《汉书》中便承袭其说。他精心编制的《古今人表》，在“上上圣人”一栏中，首列“太昊帝宓羲氏”，次列“炎帝神农氏”，再次列“黄帝轩辕氏”，完全按照刘歆《世经》的组合排列。经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刘歆首创和此后更有巨大影响的班固附和宣传，炎帝与神农氏为一人之说遂在学术界普遍流行。清人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下说：世人“以炎帝为神农”，是“误信刘歆、班固之言”，指出刘歆、班固是“合二为一”的主创者。不过，在刘、班二人中还有主从之别。班固《汉书·郊祀志》赞曰：“刘向父子以为……包牺氏始受木德，……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这里指出，伏羲、神农、黄帝这一套组合编排，是出于刘向、刘歆父子的精心策划，而班固只是做了大力宣传的工作。

为特殊需要而篡改历史

炎帝与神农氏合一说既然为刘歆所首创，那么他为什么要创立此种说法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众所周知，自战国末年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用五行相胜的理论来解释历史上朝代兴替的原因后，这种学说便在统治者中大行其道。《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既并天下后，就自以为得“水德”，而代替周的“火德”。不过，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从黄帝开始的，依次是夏、殷、周，排列得还不够完善，不够细致。西汉末年，刘歆为了给汉代秦以及王莽新朝代汉制造理论根据，乃编造了一个体系更加庞大的新“五德终始”说，其起始的帝王要从黄帝再往上推，在黄帝和夏之间又加了许多帝王。这样看起来，他的学说变得更加宏富，证据充分，因而也更具有欺骗性。在编制新体系的过程中，黄帝原来是土德，按照火生土的理论，黄帝的前面一帝应该是火德，而炎帝其名就是火德的明证。但根据史书记载，炎帝与黄帝是同时代人，而且还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若把炎帝说成是黄帝的前辈、由黄帝替代炎帝总有些不合史实，难于为人们所接受。于是编制者把传说中黄帝之前的神农氏与炎帝合为一人，这个“炎帝神农氏”既是火德，时代又在黄帝前：新“五德终始”说的黄帝前一帝就这样编排出来了。

到东汉初年，班固修《汉书》时认为，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对东汉王朝还是有利的，便把刘歆的《世经》加以转载，对其体系进行宣传。特别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古今人表》“上中仁人”栏中记云：“少典，炎帝妃，生黄帝。”这公然违背《国语·晋语四》中“少典生黄帝、炎帝”的记载，黄帝与炎帝的兄弟关系变成了炎帝父、黄帝子的父子关系。有学者已经指出：“这显然是对上古历史的重大篡改。”［6］

由于编排新“五德终始”体系的需要，为当朝统治者服务，刘歆和班固不惜篡改上古历史，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先秦的古籍记载中，黄帝和炎帝是兄弟，黄帝总是在前，而炎帝在后。如《国语·周语下》：“皆黄、炎之后也”；《国语·晋语四》：“（少典氏）生黄帝、炎帝”；《左传·昭公十七年》：“昔黄帝氏……，炎帝氏……”；《吕氏春秋·荡兵》：“黄、炎固用水火也”。但到刘歆、班固之时，黄、炎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刘歆的《世经》固然把炎帝排在黄帝之前，而班固也在《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曰：“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先秦古籍中的“黄炎”变成了“炎黄”，直到现在犹说是“炎黄子孙”。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刘歆、班固篡改历史所致。

无独有偶，汉代官方为特殊需要而篡改历史，还可以举出一例，即周公长幼次序的变化。原来在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历史记载中，周公总是管叔之弟。如《孟子·公孙丑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荀子·儒效》：“周公……杀管叔，……以弟诛兄而非暴也”；《韩诗外传》卷八：“弟贤不过周公而管叔诛”；《史记·管蔡世家》述文王十子：“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但到西汉后期至东汉年间，汉代官方为用“孝悌”和“三纲六纪”的规范去教育人民，使有“圣人”之称的周公形象不违背当时的伦理道德，他们采用“共正经义”的方式对周公兄弟的长幼次序进行篡改并广为宣传。于是，在当时的一些史书和作品中，就大量出现了“周公兄”、“周公诛弟”的说法，与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史书记载相矛盾，给史学研究造成了混乱和纷争。这与神农氏、黄帝、炎帝的关系从先秦到西汉末年以后发生的演变，如出一辙。

史学研究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观察其来龙去脉，探索历史的真相以及隐藏在历史演变后面的真正原因。这样才能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总结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注释：

①如王树新、孟世凯主编《炎帝文化》，中华书局2005年版；霍彦儒主编《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炎帝与民族复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方面的争论都难解难分。

参考文献：

［1］郭沫若. 中国史稿（第一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6：108

［2］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第一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10

［3］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124

［4］王树新. 炎帝文化. 北京: 中华书局，2005：119

［5］白寿彝. 中国通史（第三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78

［6］周维衍.“华夏”刍议——兼谈“炎黄”应为“黄炎”说. 学术月刊，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