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的史事是中国文人墨客喜于谈论的一个话题。以晋石崇《王昭君辞》为滥觞，历代歌咏昭君的作品不绝如缕，可谓“作者寖多，不容措手”[1]，构成了一道绮丽而独特的文学景观。因时代的变迁和作者的变化，这一古老题材被不断注入新鲜的艺术生命，歌咏昭君的诗词曲作品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情感倾向和精神风貌。其中，吟咏昭君的诗歌作品成就较为突出，尤以唐、宋为最。唐代以前的咏昭君诗多是“哀其不遇，怜其远别”，叙写昭君之悲怨；唐代诗人则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志，拓宽了此题材的主题。宋代咏昭君诗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其抒写的昭君形象，已经突破了单纯悲怨的局限，成了诗人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融合的载体，并深刻地体现了其思想观念、情感意向、精神构架和价值选择。据《全宋诗》考察，两宋共有八十余位作家创作了以昭君为主要吟咏对象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这些诗作中，透露出有宋一代士人多层次的文化心曲，寄寓了宋代诗人精忠报国的热忱、怀才不遇的悲愤、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及人生无常的叹惋等各种心态。
一精忠报国的热忱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人地位之尊崇、待遇之恩厚，莫过于宋。宋太祖开国之初，汲取五代藩镇割据、政权迭更的历史教训，为巩固政权，制订了“兴文教”、“抑武事”的传统国策。宋代又改革了科举制度，广开取士之途，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使得不少寒介之士得以晋身仕途。进士及第后，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及第者便成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都曾以进士高中得到过当朝皇帝的奖誉。加上宋初实施轻徭减赋等措施，国力强盛，故而文人普遍具有高涨的政治热情。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因此，在宋初士人的咏昭君诗作里，流露出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切忧虑，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邢居实《明妃引》云：“少年将军健如虎，日夕撞钟搥大鼓。宝刀生涩旌旗卷，汉宫嫁尽婵娟女。寂寞边城日将暮，三尺角弓调白羽。安得猛士霍嫖姚，缚取呼韩作编户。”[2]（p14810）此诗颇具唐人风骨。诗中所刻画的少年将军、边城猛士的形象，充满了活力四射的少年意气和昂扬进取的乐观精神。少年将军、边城猛士的慷慨豪迈、激情喷涌，不正是诗人自身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自信与渴望精忠报国之热忱的生动写照吗？
宋代诗人渴望建功立业、安国靖边的情怀，往往借追慕、赞誉昭君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赋予昭君勇于承当国家政事的胆略和豪气，诗中的昭君“一朝按图聘绝域，慷慨尊前为君去”（姚宽《昭君曲》，p22061），俨然一个以身许国的英雄。诗人甚至替昭君发出这样的壮言：“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尘”（郭祥正《王昭君上马图》，p8989），“巫峡江边岁屡更，汉宫日月亦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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