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天宝年间，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强盛的国力使人民底气十足，后人谓为“盛唐气象”。在这个时代，涌现出一大批以李白、杜甫、王维、张旭、颜真卿、吴道子等为代表的审美主体和创作主体，他们共同开辟并站立成一个气象恢弘，生生郁勃的审美时代和审美高峰。到唐中叶“安史之乱”之后，国力衰微，晚唐“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直至五代十国军阀割据，王权纷争再到北宋代后周而统一全国以后，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遂推出“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于是，盛唐雄风不再，物华天宝、万国来朝的气象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北宋末期，边庭累乱，厝火积薪，其声威不及盛唐帝国远甚，而南宋更是偏安一隅，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皆将盛唐残余的蹈历激昂之气内化为一种阴柔儒弱的理性秉习。从而审美精神由盛唐时代形成的以气为主的高迈、豪放、激越和阳刚的恢宏、郁勃气象演变为以
韵为主的内敛、婉约、恬静和阴柔的理性品质。
一、从豪放超逸到婉约隐秀
在唐代的审美精神中，有一个显著的审美范畴，就是“气”化哲学中的豪放超逸。中唐以前开明的政治环境使人们的个性得以充分张扬，众人都想一展雄才，实现自己匡扶天下，开疆拓土的抱负。于是诗人、书画家都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通过诗歌和书画作品表现出来，在唐代浩如烟海的艺术作品之中，不乏高亢爽健的审美理想。司空图在其《二十四诗品》中说到豪放这一风格时有：“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反气，出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的阐述，豪放实乃“道”与“气”的流通激荡，大千世界，皆被“真气”冲击弥满，势不可挡。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水是流动的，气亦是流动的，那种“江流天地外”的景象怎不是真力雄气冲塞天地；不可遏止的情感被放逐到九天云外，又飞流直下，洪波射东海，一去不复返。当这种豪气干云的时候，诗人又超脱了俗世，游走天上云间，钟情于“缑山之鹤，华顶之云”（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飘逸》），“终与俗违”，（《二十四诗品· 超诣》），在逍遥的世界里，如大鹏一样横绝太古，看到的是“仙之人兮列如麻”，热烈奔放的情感，潇洒脱俗的性情，无一不是豪放超逸的流露，往古而今，也仅有唐有此高峰而已。
到宋代以后，虽有蹈袭唐豪放超逸的美学精神，却也相去甚远，悲壮豪气之末大都萦绕的是惆怅衰落之音。纵苏轼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气概，但浪淘尽的也都是千古英雄人物，而后“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一世，俯仰一生，多少英雄伟绩，亦不过一宿梦幻。悲慨刚过，一声长叹。在统治者推出“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以后，大凡文人都将以行军打仗来实现建功立业、匡扶天下的抱负内化为尚思辨和讲理趣的经世致用的志向，回环曲折的含蓄态度一变直露奔放的表现风格，婉约蕴籍更能捕捉诗人内心的情感，诗人缓缓倾诉，回环往复，情切凄婉，“杨柳岸晓风残月”，“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词人的心思，碎玉一样的文字，清脆滴落，敲击的是缓缓忧伤的旋律，含蓄蕴籍的口吻深婉地道出不尽的思念忧愁，没有直白的倾吐，正如司空图所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在此时，柳永、秦观、李清照等婉约派词人将以抒发内心情感和兴寄哀愁为主要创作动机，表现出强烈的女性化、封建性和内倾性，更多的文人士大夫怀着对国家的危机感和对统治者的信任危机，都钟情于山野林泉，从现实中遁逸，在禅宗理趣中寻求灵魂的安顿，在诗词中倾诉自我。隐西湖的林逋，往往寄情梅鹤，一代文宗欧阳修，居庙堂之高却也醉心于山水之间，后世几人能解醉翁之意？
二、从富丽雄浑到平淡恬静
在唐帝国，繁荣的经济使朝野无不显示着富贵荣华，这种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使得自信的文人的审美意识里充溢着雍容华贵的气质，从唐人诗词文赋里真可挤出琼浆玉液来。“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李白《行路难》）豪华竞奢的筵席，美酒佳肴，金樽玉盘，山珍海味。除了唐人还有谁享受得起？“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流光溢彩的画面，春江明月，到处都是流动的音乐，这里是花的世界，姹紫嫣红；这里是光的海洋，月华如乳。司空图说：“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尊酒满，伴客弹琴”（《二十四诗品 绮丽》）置身雕梁画栋之下，流连画桥杏林之边，享用的是富贵绮丽的物色，何不引金尊，弹琴吟啸？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在《腾王阁序》里极尽辞藻之美，修饰物华天宝，那飞阁流丹一样能引人入胜而“尽东南之美”。而那“常使君王带笑看”的牡丹也被认为是富贵的代名词，在唐代追求富丽可见一斑。
而在宋代，人们对于理趣和禅宗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由唐人注重外在事功，转为倾向追求“内圣”。宋人注重心性的修养，在内心的情感世界里注入理性的思考，在平淡和恬静中审视宇宙的生命和本体。物质上的华美博大已被意识中的枯淡静默所取代，“如果说汉唐艺术以雄厚气势、壮阔意象与硕朴品格取胜的话，那么至宋明，大致代之以典雅、秀逸、静寂、柔丽与小型化、女性化的审美特性见长”，（王振复《中国美学的文脉里程》第700页），苏轼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唐富丽雄浑的气象就像烟花一样，光芒四射之后便是寂夜的神秘淡远。东坡却更在其画作《枯木怪石图》中极力表现平淡枯寂的审美情趣，没有茂密葱郁的枝叶，没有色彩绚丽的花朵，却是在枯槁静寂中寄托生气，平淡中愈见妙韵。宋唐庚在《醉眠》中写道：“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明卞永誉评宋范宽的《临流独坐图》时说：“真得山静日长之意。”欧阳修也说：“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恬静和淡泊的境界是极高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韵”的境界，作为欧阳修的高足的苏子亦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欲令诗语，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种将禅宗里的“空”与“静”的思想与作文章相通，使宋人审美理念与唐作了更本质的区别。
三、从刚阳武功到阴柔文治
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前，即唐中叶之前，民族自信、开放，兼收并蓄，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沙场扬名的“进取”精神，作为“天朝上国”的臣民，从积极求进，表现的是力大无穷，豪爽阳刚的独特气质，消瘦柔弱的李贺自称大丈夫，众多诗人更是将描写边塞的战争生活和主动请缨作为平生之乐事。形成了边塞派这一独特的诗歌流派。在边塞诗里诗人极力渲染战争杀伐的场面和将士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通过塑造战争英雄以达到诗人保家卫国的崇高愿望。“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拔，风头如刀面如割”。这些诗句让英雄形象威武高大地站立在读者眼前，愈是恶劣的天气，愈显将士雄健的英姿，横扫千军的气势使敌人望风而逃。“大将军出战，白日暗榆关。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还。”（王昌龄《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唐更早时期就有很多诗人将这种阳刚武功的审美精神蕴涵到终身追求的理想愿望之中。杨炯“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从军行》）卢照邻的“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刘生》）陈子昂的“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
（《送魏大从军》）诗人在这种审美理想中得到极大的快感，运着如椽大笔，就像执戈舞剑一样，在千军万马里左冲右突。豪气干云，与狂风暴雨斗争，与劲敌短兵相接，无处不是男人雄性阳刚的再现，在激烈战争的策马狂啸中体验到的就是活脱脱的痛快之感。
到宋代之后，文人大都失望于战争的节节败退，统治者制定的“重文抑武”的战略方针，更造成了整个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科举成名是已取代沙场建功的文人进取方式，把更多的取向侧重于人文活动之中。他们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厚积薄发；留心艺术的欣赏和修养，优雅内涵。在宋代，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定型，为天下贫寒之士开辟了求仕途展才华的道路。这一时期，文人的地位和前途得到很大的改善，使困学苦读蔚然成风。在“以文为贵”的思潮影响下，读书做学问成了文人终极目标，那怕不能科场得意，也要将人文活动作为人品修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里最典型的要数范仲淹了，谏议大夫姜遵称其：“他不惟为显官，当文盛名于世”，（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十）在范的影响下，读书成了盛行的风气。在宋时，朝野显名的不是沙场征战的将士，而是以诗词文章显达的儒士，晏殊、欧阳修、苏轼、朱敦儒、辛弃疾等文脉相承，文坛领袖，各领风骚。这种读书的风气和习惯使文人都崇尚内修，即心性的培养，养的就是文气。儒雅博学温厚才是当时被肯定认可的气度风范。
宋文人好学养的审美意趣亦使其兴味从尚武大气转向温文尔雅，对精神文化的创造，欣赏和研究尤其重现。在宋代，几乎所有的天子君王都是才子，他们对诗、词、书、画的爱好使其成为一个独特的现象，这里以宋徽宗赵佶为典型，创造了集中代表宋代文人精神气质的书法体势，自成一家。瘦金书极显女性阴柔之美，翩纤如兰叶，柔媚似柳枝。像柔柳扶风，如春花照水。作为宋统治者的后人赵孟頫在文学艺术上竟成了元一代的高峰。这些以皇室宗亲为代表的文人雅士所显示出翩翩风度，在内心里寄予的雅兴同样映射出他们所为群体对韵味的追求，这种韵味就像烙印一样彰显整个时代的审美精神。
参观文献:
[1]王振复.中国美学.的文脉里程.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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