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己难，认识自己的不足更难。”——古希腊哲学家泰斯勒
一
写出这个标题，我就知道我会被人指责为“妄自菲薄”。长期以来，但凡涉及中国文化评判的人，“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两顶帽子必有一顶在头上。但是，在我看来，对于古今中西文化价值的判断，无所谓“自尊与自卑”，也无所谓“见仁与见智”，它只关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民族的存亡与兴衰。
因为改革开放，刚刚吃了几天饱饭（我国上个世纪90年代取消粮票，至今才十多年时间），我们的一些文化人就一而再地鼓吹起国学来，还声称要用国学拯救世界，拯救人类。听到这些言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开始也感到振奋，但回顾中国近代屡遭列强欺凌的历史，看看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再冷静地分析一下国学的特性，理性地比较一下国学与西学的长短，我不能不说诸如“国学救世界、救人类”和“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之类的豪言壮语只是国学家“自欺却不能欺人”的浮夸和梦呓。
人类天生是无知的，由农耕文明和草根文化哺育出的中国人天生就是保守的。十年前，本人也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彻底的国粹主义者。1996年，受当时的国学热影响，我先后在《美术观察》和《青年思想家》杂志发表了《救人类还要靠老庄——中国传统艺术价值的再认识》的万余言长文，极力赞扬儒道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痛陈西方“天人两分”世界观和极端主义思维方式的弊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腐朽没落。那时，作为一个西方现代艺术的研究者我不仅猛烈抨击我国的新潮美术，还以《百年困惑：现代艺术》为题写了一本对西方现代艺术带有批判倾向的著作。我甚至是带着批判的眼光于1997年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开始留学历程的。但是，深入的研究，理性的思考，切身的国外生活体验，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文化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的亲身体会，使我对人类文化，特别是对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的判断标准有了新的认识。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我认为，文化是人类在一定的生存条件下形成的包括世界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内的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灵与肉的关系的态度，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式方法。说到底，文化就是人的活法。
有人认为，文化只有差别和不同，没有优劣，无论高下，不应贴上进步与落后的标签。但是人类历史和世界的现实都告诉我们，文化不仅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还有优劣之别，这种分别是由不同文化群体、亦即按不同生活方式生活的民族之间的生命质量和生存竞争力的高低强弱来衡量的。简而言之，文化的价值是以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存能力作为衡量标准的。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所有生命的生存法则。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竞争，就是一部人类文化推陈出新、优胜劣汰、择善而从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不断追逐、不断创造先进文化的历史。
国学一词在《汉英词典》中的译名叫“chinese national culture”（中国民族文化）。按照国学家的解释，“国学是指以释道儒三家学问为主干，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武术菜肴民俗婚丧礼仪等等为枝叶的中国文化体系”。“国学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应该说这样的解释是大致准确的，它指出了国学的内涵，也指出国学的参照系亦即它的对立面。由此我们知道，反抗西学正是国学倡导者的初衷和目的。
二
人与自然、人与人、灵与肉是人活世间必须要面临的三重关系。这三重关系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也是人类所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主题。然而，虽然人与自然、人与人、灵与肉这三对矛盾始终为全人类所共有，但在不同的民族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这三对矛盾孰重孰轻、孰主孰次却并不相同。与此同时，各民族处理矛盾的方式更是各有不同。正是这些不同才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流变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别。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造就一方文化。从黄河流域起源的华夏民族，其生命的人类学特征的形成、其文化亦即其生活方式的建立都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这里的地理气候环境不能提供丰富的动物类食物资源，这里可以作为食物的主要是春华秋实的植物。从原始的采集到自觉的耕种，植物类食品的获得都受制于自然水土及四时季节的变换。于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食草的”中国人不得不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天人合一”的观念萌芽于原始社会新石器农耕时代，成熟于封建社会的先秦时期。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以天为本，将人看作是整个大自然的一部分，铸就了中国人“一元论”的世界观。对自然的依附，使中国人创造了模拟自然物象的象形文字，与此相关，它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感性思维方式。为对自然的眷恋，使中国人将山川视作民族的母亲，与此同时，它还滋养了中国人浓烈的故土意识。对自然的归依，使中国人将四时转换的周期“春节”当作最隆重的节日，并将山水树石、风花雪月当作艺术的中心题材（门类涉及诗歌、音乐、绘画和建筑园林）。对自然的顺从，使中国人几千年不变地固守着农耕文明。
虽然“道、儒、释”——它们分别是中国人创造或借用的分别用来解决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灵与肉的关系的哲学和方法论——是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但正如国学家指出的，“儒学是国学的主体”。儒学的至尊地位说明了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特点，这就是，在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存在中，人与人的关系亦即人的社会性被置于第一重要的位置。孔孟学说将所有社会成员组织在以天然的血缘亲族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关系中。“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以礼治为核心的等级制不仅是中国封建农耕社会的管理法则，甚至成为中国人的生存法则。“做事先做人”，在中国“做事”是次要的，“做人”是主要的。所谓“做人”就是要确定一个人在这个等级社会中的位置。“学而优则仕”，在西方文化和教育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数理化生为何物，中国教育的唯一内容是“处世之道”和“治人之道”，而读书与考试的唯一目的是做官。做官是封建时代中国人最大的生意，甚至是唯一的生财之道。我们把全部心思和智慧都用在琢磨处理人际关系上了，“做人”耗费了我们的全部精力，没有人去钻研科学技术，没有人去做提高生产力的事情，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始终没有提高，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总财富也从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在农民赋税的减增的周期中，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也就周期性的出现。“杀富济贫”是农民起义的宗旨，改朝换代永远只是社会已有财富的重新分配。尽管儒道学说倡导“安贫乐道”、“与世无争”和孝悌仁爱，但追求富贵的欲望总会冲破道德的栅栏，因而中国的人际关系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学问，“窝里斗”也成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之一。
尽管释迦牟尼、安拉和耶稣曾先后“莅临”过我们这片广袤的国土，甚至我们还创造了像敦煌石窟这样瑰丽的佛教艺术，但宗教始终没有真正成为中国大多数民众生命意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人从来就不需要那种超越物质生命的形而上的神学观念。在中国人这里，求神拜佛完全是为了追求和保持现世人生的幸福和快乐。西方人和印度人多将教堂和寺庙修筑在人口集居地。中国人却把寺刹建造在远离人迹的山林中，所谓自古名山僧占多就是对这一现象的说明。释迦牟尼来到中国最终成了老庄的俘虏，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实际上，禅宗正是“引庄入佛、释道合一”的产物，也是被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中国文化同化异己的一大杰作。
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以“不变应万变”的意志，中国人就这样牵着一条老黄牛（在我国广大农村至今仍然靠畜力耕田种地），唱着田园牧歌从远古走来。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方式适合中国人的生命，如果世界上没有渔猎文化和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民族生存危机的话，中国人或许永远无需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世界所有文明古国的兴衰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文明如果固步自封、不求进取都会在不断发展的人类文明的长河中被淘汰。事实上，在我国历史上，农耕文化和民族生存的危机始终存在。农耕民族再强大也难以抵挡渔猎民族的攻击。我们看到，即使在冷兵器时代，中华民族也屡屡被北方游牧民族（回纥、蒙古、后金和满族）的战马所打败。中国古代的农民只知道陆地上有路，于是从战国时代开始，我们就不断修筑长城，希望能以此阻挡车马，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们不曾料到海洋竟然是一条无比浩瀚的坦途，当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者驾着战船、带着枪炮从海上来犯的时候，我们的战士手里拿着的仍然是长矛和大刀。对于清代时列强入侵、国土沦丧，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个“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的原因就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除了鲁迅，我们的文化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积贫积弱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固守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如今，天空更是敌人进攻的无边的大路。当飞机、导弹和电子技术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武器，并且作战的双方不必直接见面的时候，一支没有拥有现代科技知识的军队就是形同虚设的聋子的耳朵。对于西方文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因为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国家的生存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韩国。”（见《青年文摘》2005年第12期36页）。今天，如果我们要用传统文化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讨生活，苟且偷生都难，要想活出一份尊严就更不可能了。
三
以渔猎为生的希腊人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在生存斗争的经验中，形成了天人两分的“人本主义”世界观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这样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后来被整个西方所接受，成为西方各民族的生存之道。人本主义是目的，理性主义是手段。凭借理性主义，西方人在征服自然的历程中创造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各种科学理论，和工业农业军事医学航海航空航天和现代电子等各种科学技术；凭借理性主义，西方人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凭借理性主义，西方人的足迹不仅踏遍了地球所有角落，而且踏上月球，走到了太空。凭借理性主义，西方人不仅征服了自然（征服自然不仅体现为人是自然的主宰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认识、掌握和利用），而且活成了人类的强者。
西方人不仅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依靠理性，而且还把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运用在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上，由此他们建立了一种民主化法制化的社会。
国学家们认为，国学的核心和精髓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与西方人的征服自然的态度正相对立。目前人类面临的所有危机，诸如水土流失、物种剧减、森林消失、沙漠扩展、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都缘于人类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加上汤因比等西方文化危机论者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更使得国学家们相信，今天的人类只有依靠中国的儒道学说才能逢凶化吉，只有国学才能拯救世界、拯救人类。
但是，国学家的主张真能被西方接受？老庄的“无为”和“听天由命”真能解决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病吗？
庄子丧妻，鼓盆而歌；阮籍丧母，饮酒下棋。在我看来，国学家是一些看淡个人生死并且置民族存亡兴衰而不顾的坐而论道者。他们的言论主张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响应。根据我的考察，西方文化从整体上丝毫没有、甚至永远也不会有改弦更张的可能。要让西方放弃人本主义接受“天人合一”世界观，抛弃理性主义采用感性主义思维方式，废弃科学、民主和法治回到蒙昧、专制和人治，就像要老虎不吃肉改吃草一样不可能。国学家们的一厢情愿丝毫不会改变西方文化的前进方向，他们的坐井观天只可能麻痹国人的神经减慢中国走向富强的步伐。如果中国人都信奉国学，中国回到封建社会，也许会稍微缓解人类生存竞争的激烈程度，这也是西方列强所乐于看到的。要知道，西方也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但是，即使中国人主动放弃地球生存权，人类文明要发展、要前进的铁律也丝毫不会改变。
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生存良方，与时俱进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许多文明古国创造的优秀文化都只能代表过去。事实上，印地安人的文化也堪称“天人合一”的楷模，在欧洲殖民者侵入他们的家园的时候，他们还头戴羽毛，身披兽皮，手拿石斧弓箭。如今印地安人的文化遗产也被美国人珍藏在博物馆里，但作为一个被消灭殆尽的民族，印第安人却被圈进了保留地。我不知道比中国人更为早慧、并创造了更为灿烂的农耕文明的埃及人是不是也有要用埃及文化拯救世界、拯救人类的宏图大志（由于“近水楼台”的地缘关系，被尼罗河哺育的埃及农耕文明从公元前就开始先后遭到地中海沿岸各渔猎民族（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践踏。如今矗立在欧美各国城市广场的古埃及方尖碑诉说着这个文明古国被侵略、被掠夺的辛酸和屈辱），我只看到创造了辉煌的两河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后代伊拉克人，现在正在受到强者的蹂躏、遭受着地狱般的煎熬。两河文明只有先拯救了伊拉克人，才能谈得上拯救全人类。
任何一种文明亦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汤因比等西方思想家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质疑，恰恰反映了西方人不断怀疑、不断进取的忧患意识，正是因为有这种反思和批判精神西方文化才不断进步、不断更新。而我们的国学家仍在幻想复辟已被历史证明是陈旧没落的儒道学说，也恰恰是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保守观念和中庸之道的思维定势的反映。如果老庄孔孟能匹敌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和坚船利炮的话，我们怎么会有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那段屈辱的不堪回首的近代史呢？而近代以来的我们无数的仁人志士又何必要飘洋过海、甚至要抛头颅洒热血从西方“请来”那个大胡子马克思呢？国学不能救国，这已经是被中国近代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今天，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力大增的事实又一次证明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让中国走向富强。现代工业文明尽管存在种种弊端，但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它的弊端正在被人类努力认识、不断纠正。
我们对西方人“二元论”世界观及其极端主义思维方式心存抵触，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二元论和极端主义对西方文化具有自我拯救，自我更新的自律功效。正如酸碱可以相互中和一样，西方文化的极端主义的弊端永远能在其二元论的宝库中找到解药。西方文化便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物极必反”中不断嬗变，不断更新。
由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接受是一种被动、被迫的选择，出于对它本能地反感，出于对西方现代科技文明难以驾驭的恐惧，中国人主观上有意无意地夸大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负面作用。另外，由于中国人尚未形成成熟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西方的科技成果没有得到理性的应用，因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工业文明的负面作用也被我们加倍地放大了。西方人煮一盘空心面，其配料都要用天平称量，而我们的食品添加剂是凭感觉随意加入的。土地沙漠化、矿难、化学品爆炸、江河污染、食品中毒在我国的频繁发生其根源在于我们没有按照科学规律办事，这些灾难的大量出现，其错误在于没有真正掌握科学的人，而不在科学本身。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一方面归因于“生财无道”，另一方面也归因于“生财无方”。据统计，“中国拥有全世界1.9％的汽车，引发的交通死亡事故却占了全球的15％”（见《青年文摘》2005年第12期36页）。拿来了西方现成的科技成果，又没有养成运用这些科技成果所必须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无论如何，我赞成这样的思想，“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语），“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该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一个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努力增强综合国力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建设工业文明需要理性和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依赖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在2006年1月9日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号召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倡文化与科技创新的相互促进相互激荡，强调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同时并重。提出“要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技术的武装，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
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当一个村的居民彼此相识甚至原本就是一个家族的情况下，通过礼治进行社会管理是行之有效的。当我们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当社会成员不断流动甚至邻居之间也是“相见不相识”的时候，法治才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有效良方。
十多年前亦即开革开放后第一次国学热时，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就理性地提出要用批判、改造、面向未来的精神对待国学，他指出“如果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是抱残守缺，哪怕是把古人非常有意义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想也很难使中国文化复兴，更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对现代做出贡献，搞不好甚至会陷入‘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在一些国学家显露出对“五四运动”、对启蒙、对“德先生”和“赛先生”反攻倒算情绪的时候，当国学有可能演变为反现代化逆流的时候，汤一介先生的清醒和理智尤其令人钦佩。
列宁说：“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人类所有的文明都来自于人类的创造。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倡导要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但是世界观的改变谈何容易。在我看来，对于西方文化我们不是掌握得太多，而是掌握得太少。国学热使我们意识到，要实现中国的真正富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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