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元铜镜概述

作者：耿纪朋
铜镜是中国美术史特别是工艺美术史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尽管我们常常把其纳入中国金属工艺的范畴进行统一研究，但是铜镜无论是从历史延承上还是从题材的系统上都是自成体系的。铜镜作为艺术品的一个门类，其技术性的研究固然不能忽视，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其艺术性的风格界定和文化性的阐释。

宋代金石学大兴，对于前代古物的收藏整理成为一代之风气，铜镜虽然也是大宗，但是专门研究性的著述还是较少的。清中叶以后的金石学在文字考古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著述图录的印刻也较为普遍。尽管铜镜和钱币都是这些学者们关注的对象，但是其关注点集中在文字上，由于人物故事等题材在当时解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几乎没有专门论述人物故事等题材方面的著述流传下来。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间收藏日益兴盛起来，不仅把前人不注重的许多器物纳入收藏的范围，并且对于器物的研究也选择了与前人不同的角度或方法。中国的文化传统土壤中不适合出现分科的学术研究方法，但是对于一件具体的事物研究，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是必要的，所以秉承“洋为中用”的思想用西方传入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的学问也是非常必要的。铜镜向来都是民间收藏的重点，铜镜体积小、存世数量多、分布区域广，观赏价值高而历史价值相对较弱等特点使其颇受收藏家的关注。

学术界对于铜镜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较为偏颇的误区。由于铜镜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普遍存在的日用器物，数量多、题材繁杂、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不统一、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较大等特点使对于铜镜的整体研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选择断代研究是解决各历史时期题材和风格等方面不一致的一个主要方法，在具体研究中以官方制造或贵族制造的工艺较为精美、风格较为统一的铜镜为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当下铜镜研究的现实。这样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假象，即铜镜的研究应该关注汉代铜镜和唐代铜镜，铜镜研究应该关注现在藏在博物馆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多是王侯墓中出土的，能够代表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历史的真实总是在后人的解读中一次次变换面孔。铜镜的历史既然是多样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为其确定一个人为的标准。或许博物馆的藏品是能代表某个时期最高的工艺水平，但是民间藏品中也不乏精品，特别是就艺术价值而言民间藏品中的精品甚至是高过博物馆中的藏品的。

汉代铜镜和唐代铜镜就整体工艺水平而言确实高于其它时期的铜镜，这是与各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相关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其它时期的铜镜研究不重要，因为每个时期的铜镜都有该时期特有的风格，那是另一个时期的铜镜不能够替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以前往往被看作是汉代铜镜的附属部分，五代的铜镜则是唐代铜镜的遗风，宋元铜镜则更被学者们不重视。这种情况近几年有所改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被进行独立研究，宋元的铜镜也逐渐被重视，但是研究工作还是作的不够的。

铜镜研究有一个瓶颈问题，即题材问题。各时期的铜镜的题材多种多样，固然有几个经典图式，但是在不同时期的解读也根据时期不同也被赋予不同的新意。结合各时期的文学和其它艺术解读人物故事已经是一件需要耗费时间的事情，吉祥图案的解读则更是要结合不同时期和地域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铜镜的题材和宗教、民俗有着深厚的关系，现在宗教美术特别是道教美术和民俗史的研究滞后使铜镜题材的解读面临着较大的困难。

宋元铜镜和其以前朝代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过五代十国走马灯似的政权变化和地方割据，宋统一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宋吸取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文官守土的政策，这就奠定了宋代文弱的风格。西夏、辽、金政权的先后对立使宋面临着挑战和危机，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燕云十六州”和南宋时期的中原地区，就政权归属上是属于辽或金，但是在文化上却仍然是汉文化区。元经过与南宋并立到最终取代南宋统一全国经历的时间与其统治全国的时间几乎差不多，就是说元代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由于汉民族的民族自尊受到重创所以艺术风格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宋元时期的经济比较发达，特别是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市民文化得到较好的发展。文人士大夫在宋代的地位较高，他们的品位影响了市民阶层，宋代金石学的兴盛使宋代的铜镜有相当一部分是仿前代镜。从形制上仿前代的钟鼎等器物制作的铜镜也是金石学兴盛的一个佐证。宋代话本的兴盛是对于唐传奇的进一步发展，诸多唐传奇和宋话本的故事成了铜镜故事的蓝本，特别典型的如《柳毅传书》和《白娘子》等故事镜。

宋代在宗教政策上基本上是与唐朝相似的，都是推崇道教，特别是真宗、徽宗和理宗三朝。帝王的好恶影响社会的风气，宋代求仙访道之风是十分兴盛的，所以求长寿和长生题材的神仙人物镜是人物铜镜中的主流。佛教的兴盛在宋代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禅宗的各支派和净土宗成为佛教的主流，观世音为首的菩萨信仰和罗汉信仰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创造出诸多发生在中国背景下的经变故事的过程，这一切也都通过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铜镜的题材选择表现了出来。

生活的过程毕竟是伴随着生老病死一系列的人事而展现的。童子题材的铜镜在宋元时期大量出现有四个方面的来源，首先道教的修行强调从小修行，仙童的形象是神仙题材中不可缺少的主要选择；其次，对于农业社会而言人永远是最重要的，生育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童子的形象往往是招子的“吉象”，是夫妇生活中重要的装饰；再次，中国文化中童子有特殊的身份，其在艺术品上的出现往往是伴随着吉祥宝物而出现的，有着送吉降瑞的意味，是前两者在文化心理上的固定后的变异；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养育婴孩的时候布置童子形象的饰物使婴孩在成长中有某种参照和游戏的对象。童子形象的铜镜在宋元时期大量出现也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化生活更世俗化了，生活本身是民众最为关注的方面。

表现北宋世俗生活的历史长卷《清明上河图》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景，但是铜镜表现的风俗人物却是一个个生活局部的片段。或者是诗意的图式，或者是生活的剪影，风俗人物铜镜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的铜镜不同于汉唐铜镜最主要的方面之一。表现生活最为隐秘部分的秘戏镜也大量存在，对于这一时期中国性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中国的性文化向来是亚文化和隐性文化，性生活也是在言谈中被忌讳的，所以新婚夫妇的性启蒙是依靠秘戏图或称春宫图而进行的，秘戏镜担当的也是这个责任。宋元时期规定的结婚年龄是很早的（平均大概在十五岁左右，男女年龄并不一致），这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需要，另一方面和文化心理有关。秘戏镜除了有性启蒙的作用外，还有传授性技巧的作用，所以秘戏镜中分四组或六组的姿势是为了演示不同的姿势。后代的秘戏图或雕塑更为隐蔽，在民间现在仍有依存，称为“压箱底”。

宋代以来，山水画和花鸟画得到极大的发展，这和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有关。绘画题材的变化也影响了铜镜的题材，单独的山水铜镜尽管不多见，但是人物背后的布景大量出现山水题材，这是和铜镜的质地和大小不适合表现单独的山水有关的。花鸟题材的铜镜尽管在汉代铜镜中就存在，但是在汉代铜镜中花鸟题材多是花纹式的图案，装饰意味大于文化意味。宋元时期的铜镜尽管花鸟题材中仍然存在图案式的构图，但是文化意味的加重促使构图出现了以故事隐喻构图为主流的倾向。四神题材和其它瑞兽题材仍然受到欢迎，特别是龙纹和凤纹被普遍采用，并且变化多样。鱼纹的大量出现一方面与“鲤鱼跳龙门”之后的功名祝福有关，另一方面与鱼产多子，隐喻祝福多产有关。

祥瑞的符号题材仍然是一个独立的门类，星象等题材仍然延续前代，但在构图上又出新意。乐器镜和佛教、道教的符号镜的大量出现证明唐代文化对于宋元的影响，但是神圣的符号和咒语出现在铜镜上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了这一时期宗教的世俗化。纯粹的无意义符号和阳燧镜在这一时期也仍然存在，这些镜子只是强调了其使用价值，欣赏价值就弱化了。

铭文镜分为两种，一种是结合其它题材穿插铭文，另一种是以铭文为主，图案文饰为辅。就铭文的内容而言，有纯粹纪年的，也有纪年结合其它文字的，有吉祥文字的也有咒语文字的，还有刻有商标字号的，等等。

对于宋元时期的铜镜研究在分类上笔者主张先分为四大部分，即人物故事镜、动物植物镜、祥瑞符号镜和铭文镜。仿前代镜、阳燧镜和异形镜单列，不在四大类之列，因为它们虽然数量上而言较少，但是风格自成一家。

人物故事镜在下面分为风俗人物镜、神仙人物镜、佛教人物镜、童子镜、秘戏镜、故事镜。故事镜下面又暂时分为许由巢父镜、柳毅传书镜、犀牛望月镜、其它故事镜。因为许由巢父、柳毅传书和犀牛望月这三个故事在铜镜中被普遍运用，所以单独开列，其它故事则就具体铜镜进行分析。

动物植物镜在下面分为花鸟镜、凤纹镜、龙纹镜、鱼纹镜、四神镜、其它瑞兽镜，尽管瑞兽包括了四神等题材，但是由于四神是组合题材，龙、凤单独题材的铜镜数量较多，所以都进行单独归类。鱼龙变化题材被广泛运用，多是按其形象更接近于哪一种而进行归类。有些鸟和鱼、龙和鸟等混合题材则根据主体来确定分类。

祥瑞符号镜分为星象镜、乐器镜、八卦镜、多宝镜、佛教符号镜、素纹镜。佛教符号镜和佛教咒语镜的区别是前者没有具体的语句，后者无论是汉语还是梵语都是带有既定意义的语句。

铭文镜分为佛教咒语镜、纪年镜、吉祥语镜和其他纹镜。铭文如果是和其它文饰布于一镜则根据铭文和文饰谁为主来分类，铭文镜是以铭文为主或只有铭文的铜镜。

对于宋元时期铜镜的研究现在仅仅是初期阶段，研究多还停留在对于题材的描述和形制的欣赏上，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还是较少的。这一时期的铜镜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进行研究面临着以下几个困难，即这一时期宗教史、民俗史和戏曲史的研究滞后导致许多相关资料的缺失使铜镜题材的确定缺乏进一步的佐证。这一时期金石文的兴盛使很多铜镜上的文字不够规范，难以释读，进而也影响对于铜镜的深入解释。笔者建议研究者结合宗教史和民俗史等资料对铜镜从文化解读的角度对铜镜进行深入研究，反过来也可以促进这一时期的宗教史和民俗史的研究。同时，铜镜也为这些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必须的实物资料。结合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地域文化差异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对于铜镜的研究应该是建立在当时真实的各种背景集合的基础之上的。

宋元时期铜镜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的研究，同时可以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史的研究提供另一个系统的参照。通过对于铜镜的深入研究使我们能够对宋元社会可以有更为直观的了解。所以，加强宋元时期铜镜的研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