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寒秋
《随笔》2000年第五期发表了与李国文先生的《唐末食人考》一文,读后极受教益。在文中,李先生敢于发人之所未发,于不疑处有疑,以彻底的人道主义信念对中国历史上的名之以革命与进步实则残暴与野蛮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博大和平与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的情怀令人极为感动与钦佩。在同一期中,还发表了吴思先生的《笑话天道》一文,吴先生对张献忠滥杀无辜的批判也极有见地,与李先生的文章可以互相借鉴与参考。
黄巢与张献忠的吃人与杀人的历史记录的确令人毛骨悚然。千百年后,我们都可以感觉与想象:其所过处,一定满含腥风血雨,似乎天地为之变色,鬼神为之哭泣。中国的历史一贯就是这样,每隔几百年或者更短的时候,就必定来一次吃人的盛宴,在这期间就是或明或暗、零零碎碎地吃人。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反正各种形式与各种规模的吃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知道从今以后是不是将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吃人的传统保留节目。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之所以不断地发生这样的反文明与反人类的惨剧,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鲜明的、无条件的人道主义的信念,没有对于神圣高贵的生命的无限与无条件的敬畏之情。虽然中国古人并不特别缺乏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等等,只是在道德宗教系统内缺乏无条件信奉某种抽象信念尤其是人道主义的信念。
这跟中国人不善或者不喜抽象思维有关,人道主义在欧洲是与基督教唯理主义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观念的外在化与世俗化。其核心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都带有神性。文艺复兴运动后,由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人性神圣、欲望至尊的观念深入人心,上帝虽然被否定,但是人性上升到了神性,其最终效果还是一样的。这些宗教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人道主义的观念对于信奉者肆无忌惮地消灭同类总会起到一种禁忌的作用。
伟大的学者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就是,“对实际利害关系,计算过明。”因此中国人不能超脱利害关系,对那些过分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无法领略,绝对不能以无条件的、先验的态度接受那种将凡人神圣化的传统。
也许这种绝对现实主义的倾向在宣称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佛教传入时有过一定程度的例外。不过佛教在中国大流行的时代也正是中国处于四分五裂,互相残杀的时代,在那个空前残酷与黑暗的时代中,从高贵的皇族到低贱的平民时常被大批屠杀,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能幸免。古老的农业文明丧失了重心,野蛮民族的铁蹄蹂躏了无数生命,手无寸铁、毫无反抗之力的弱者只有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来世了,少数悲天悯人的高尚之士,以大慈大悲的情怀号召那些强者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那些屠夫们的杀人欲望,这是佛教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基督教在欧洲的流行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当年野蛮民族的大规模的迁徙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数和平与文明的居民被屠杀,壮丽的城市与精美的建筑被焚毁。在那种天下大乱,王纲解纽的文明末日,只有基督教会的组织系统还保留着,为那些弱者提供了庇护所。并且基督教的博大和平的教义在促使野蛮人向文明人的转化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尔曼诸族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终于在宗教上融为了一体,这样便基本上结束了那种疯狂的种族清洗与阶级清洗的人间惨剧。
从近两千年来中国文明的主流与官方推崇的学说——儒学来看,中国人的道德核心是“仁”,即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而不往非礼也”,是一种付出多少就要收回多少的精于算计的利害关系,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两个人之间的相对实力与地位而区别对待的实用的行动准则,并非无条件地对一切人一视同仁的观念。一旦脱离接触,一旦对方不愿意做人,那么自己也可以不仁不义了。
苛捐杂税,官逼民反,这是统治者不愿意做人;
为富不仁,贱买贵卖,这是富人们不愿意做人;
趋炎附势,见利忘义,这是同一阶层与同一处境的人不愿意做人;
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做人,必然就会对全人类失望,必然就会产生灭绝人类的念头。自己不愿意再活下去了,就敢于做平时不敢做的种种邪恶的事情。自己在沉默中忍受了极度的苦难,就不怕让别人受更大的痛苦,并且对别人的痛苦根本无动于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民主的机制,没有平等的意识,所有的人永远就是希望骑在别人的头上作威作福了!自己作了小媳妇也就认命了,只想着有朝一日熬成了婆婆,再去虐待自己的媳妇。整个社会就在这种仇恨的情绪中循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甚至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自由与人权。这些人从来就不愿意自我克制,自我损抑,以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给别人最终也是给自己多一条活路。
中国古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倾向,从来不迷信任何虚幻的宗教,这是中国文明的一大长处。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过分现实,不承认人的神性,仅仅将人看作人力与人口,一旦发现人毫无用处,徒具威胁,就会象处理牲畜一样来处理人。
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其实最后就会发现,人无非就是一堆人肉罢了!异于禽兽之肉者几希?
如果从纯经济学的眼光看来,吃人肉是一种最节约金钱与能源,最无污染的处理死人的方式,比土葬或者火葬强多了!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可报天”,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与活动,除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系统与加速物种的灭绝以外,还干出了什么有意义的事?!
据动物行为学家观察,野兽在兽欲发作时,是六亲不认的。但在历史学家看来,人类在人欲发作时,又岂止是六亲不认哉?圣人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今天,当我们目睹了人类欲望大爆发时的种种丑恶荒淫残暴的表现后,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追问,人类在道德上真的比禽兽更优越吗?
人其实是一种最为凶残与最为卑劣的动物,只有人才会奴役同类,奸淫同类,欺骗同类,毒害同类。一切最下流最无耻最残酷最愚蠢最疯狂的事情哪样不是人类干出来的?哪里配得上“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美誉?实在是万物中最下贱,宇宙的大肿瘤!
当然,不论人类是如何罪有应得,命中注定,杀人与吃人,总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绝对不能接受的结局。这种反人类与反文明的野蛮行径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灾难,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巨大耻辱。我们不能够回避,似乎它已永久被遗忘与拒绝,再也不会重现。其实,从古到今,人性并没有变化,人们只是将其野蛮本性隐藏得更深,遮蔽得更严实了。生存与权力竞争的利害关系不可改变,强弱对立与贫富分化等各类社会矛盾愈演愈烈,说不定历史大悲剧就会再一次地重演。因为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确实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什么教训!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哉!
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西方各国的历史上,多见种族清洗与宗教仇杀,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些情况则非常罕见。这样看来,中国人还是具有最基本的平等观念与人本主义精神的。在中国历史上多见的是阶级复仇与阶级清洗,这是中国人现实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谁也不会为了身体与相貌上的细微差别以及虚无飘渺的宗教观念而大动干戈。中国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向就是为了财富、权势与地位,即使以宗教教义为旗帜的农民起义也还是如此,如均贫富,等贵贱,太平一统乐如何等等诸如此类,完全是为了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的目标。
而且往往在宗教性的起义时,屠杀的规模往往比较小,因为宗教的信奉者总是希望能尽量争取更多的皈依者,有一种普天下的信教者是一家的信念。但是那些混战与分裂时代的割据的军阀,互相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从而获得比自己更强大的地位,宁肯将一切都毁灭!如果要谴责杀人的话,也不能将这些人放过。
非宗教性的农民起义,往往纯粹就是以阶级报复为宗旨,杀人比较多,但是官府趁机杀人也不在少数。正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历来对底层劳动者最大的威胁就是官府的力量,即便是在农民起义的时代也不会有例外。何况这些家伙最善于嫁祸于人,杀人如麻还不算,还要将死者诬陷为盗贼。例如三国时代的大军阀大官僚董卓,在一次领兵出游时,将正在举行春社的无辜的百姓杀死,砍了他们的头挂在车上,回都城后竟然向皇帝声称杀死了盗贼若干,要求领赏。
因此,根据官府们的行为模式,可以合理地设想,如果唐朝政府真的是那样纯洁无辜,仁民爱物,那些城市贫民们会打开城门迎接造反者进城吗?如果一贯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农民不是对官府的所作所为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遭受到了最大的痛苦、失望与侮辱,会不顾一切地去闹革命吗?
现在的人为了否定某种偏激的意识形态,把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因此把黄巢、张献忠以及其他起义领袖统统看作是魔鬼,这并不是一种诚实与明智的态度。张献忠虽然杀人如麻,估计是出于一种下层阶级疯狂报复的阴暗心理,但是至少没有把他的革命队伍也杀光,这证明他还是有最基本的理智的。后来,其部下李定国率领大西军的余部参加了保卫南明政权的爱国行动,其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并不象某些人认为的是一支魔鬼部队的余孽。
黄巢吃人的历史见于新旧两部《唐书》,张献忠杀人的历史见于《明史—张献忠传》,这两部官修的史书,不可能没有诬陷造谣或夸大其词的成分。进一步说,黄巢与张献忠也许的确没有人道主义的信念,但是难道那些修史者就有?再进一步,修史者是何妨神圣,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太上忘情,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公证其事?他们的“阶级立场与阶级感情”呢?再扪心自问,我们的呢?
反抗者确实杀了人,不过,统治者与豪强恶霸也在暗中杀人,一次性的大屠杀与一切黑暗势力从未停止过的长期的暗杀,这两种方式杀人的数量恐怕是不相上下。如果要谴责的话,还是两者都一起谴责吧。最好是避免给人留下某种印象,似乎国家的统治者以及社会上的地头蛇以各种手段杀人或者将人逼到不得不死、生不如死的境地是允许的,是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是根据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而造反者杀人则是丧心病狂,十恶不赦。
这种一边倒的态度在学术立场上是不是太不公正?或者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不太稳妥?善恶二元对立,敌我分明,你死我活,过去革命者这样宣传,过甚其辞,急不择言,已经使人产生了厌恶与怀疑。在今天,又以同样的激情反过来宣传,恐怕还是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吧?
人之言不可不慎,既要防止它成为一根辫子,被革命群众揪住斗得死去活来;又要防止它成为一根棍子,被统治阶级拿来镇压一切异己势力。作为一个真正的、诚实的知识分子,理应站在完全正义与公正的立场上,希望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有利于正义与公正本身,而不是为了某一派政治经济势力作宣传或者在客观上起到了这些效果,至少也应该自觉地避开这些嫌疑。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虽然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不知道社会的不公正到底是从何而来,但是他们绝对能够感受到所有的不公正。并不是迷信那些花言巧语可以消除种种痛苦与屈辱的感觉。某些风雅异常的文人骚客,将别人的痛苦当作一道风景来欣赏,以打量艺术品的目光来打量人,这种人本身在道德上就极度可耻。口里高叫人权与自由,其实就是不愿意平等待人!
人民永远是善良的、懦弱的,永远对君父怀有最为深切的感情与最为美好的希望,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只是经过了长期的期望、失望以至于绝望后,才痛不欲生以至于也不让其他人再生存下去了。在反抗与复仇时,我们的人民也使用了一些酷刑,但是血债要用血来还,要给那些一切压迫者与帮凶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人类必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恰如其分的代价!
对于那些反抗者来说,未必不知道自己的促进社会公正与平等一切努力都将白费,“均贫富,等贵贱”,这个伟大的理想已被无数人的生命所证实,这完全是一个平均主义与平等主义的乌托邦!“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生存状态,只是在人们遇到共同的危机时的一种自保措施与权宜之计。归根结底,人性不可矫正,邪恶不可制约,新社会将与被推翻的旧社会一样,任何人都逃不脱被财富与权力腐蚀的下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道循环,报应不爽。
那些被恶势力百般凌辱与欺压,心中郁郁不平的人们,遭受到巨大的不幸,丧失了怜悯,丧失了改造社会与自身的信心,对人性极度绝望,最后就必然以杀人为乐了。也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乐的,那就是杀人以泄愤了!
看了李先生与吴先生的文章后,我对那些被吹捧得过高的起义者尤其是那些起义领袖们的敬仰之情已开始减弱。他们并不是我一直认为的那种纯洁无私,光明正大的道德英雄,他们中绝大多数也只是一些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罢了。但是,我也没有幡然转向,就绝对站在官府的立场上,来指责一切反抗者。事实上,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处在以一种罪恶代替另一种罪恶的循环之中,两种罪恶之间就只有一些微小的改良。
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社会底层阶级的阴暗心理。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比较迟钝,比较愚鲁,不善察言观色,吹须拍马,一无所有,一无所长,因而在社会上处于被压制被凌辱的屈辱境地。这些人如果不是处在政治大动荡时代,就永远也无法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这些人在社会大动荡时对上层阶级的政治报复中往往表现得最为坚决,最为残酷。
实际上,弱者的报复与强者的压迫相比较,的确显得前者更加残酷暴烈一些,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人们谴责革命的残酷,否定革命的必要性的理由。强者与富人们已经在这个现存的世界上占有了一切有利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已经掌握了实实在在的财富、权势与荣耀,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佳,即便他们不采取行动,这个世界已经向他们彻底地倾斜。而且根据事物运动的规律,形势只会越来越有利于他们。他们并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因为他们要保留弱者与穷人的生命来被他们随心所欲地驱使,他们一般只限于杀死那些危及他们统治的桀骜不逊者。
但是弱者的反抗是盲目的,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阅历来鉴别社会上的复杂的局面,只能凭借着最朴素的仇恨与直觉。他们是要消灭一切为富不仁的人,他们热烈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为他们出谋划策,指点迷津。但这样的革命化的知识分子永远是凤毛麟角,因此他们便更加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了。在这种自觉遭受愚弄与憎恨的心理的驱动下,自然是看谁不顺眼,见到谁有不驯服的举动就大开杀戒了。其实这本质上是一种虚弱的表现,是弱者与反抗者在穷途末路,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地在倒行逆施。这种行为令人既憎恨又怜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睹了一切恶行或者在恶行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的人,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最终将为你而鸣。那些牺牲者,在大屠杀中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消灭,这固然是冤枉的,但是在人世间的一切不公在上演的时候,他们曾经阻拦过吗?他们又采取了什么姿态?是不是还有幸灾乐祸的表现,或者与己无关的超脱,甚至从中渔利,为虎作伥呢?
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权力结构,邪恶一旦滋生,将逐渐膨胀,最终强大到不可遏制,吞噬一切。不在最初萌芽的时刻制止与消灭这种邪恶,最后那些不幸的人们不分善恶贤愚统统葬身于底层阶级复仇的怒火中。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丝不正义的存在,有一个人正在受奴役,所有人的自由与正义本身,都会因为这个狭小的缝隙而全部流失。任何非正义的行为就象人体中的肿瘤一样,将不断的自我复制与膨胀,最终吞噬与毁灭一切。
居仁乃君子之安宅,行义乃天下之正道,正直与善良的人才是世界真正的光明与人类真正的希望。一个人自觉自愿地去过一种有道德与有节制的生活,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幸福与尊严。至于胡作非为,获得了一点残羹剩饭,于是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却不知自己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大祸将至,亦不自知,照样穷奢极欲,醉生梦死,这种将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行为最终会有什么下场,殆不待龟筮而已定之久矣!
人类的本性是极其自私与懒惰的,如果没有权力意志的驱动,人类不可能成就任何伟大事业。但是与权力意志紧密相关的就是破坏的欲望和死亡的本能,生存竞争、强弱对立与贫富悬殊最后将导致大屠杀、大破坏与大毁灭。
人类追求和平与进步,要求实现一切美好的愿望的心理动力还可以依赖于道德理想的鼓舞,这样就比较不具备侵犯性与破坏性。不过比起永恒的、基于本能的权力意志来说,道德力量的确太微弱了。虽然它可以在某个时代对权力意志呈现压倒的优势,但这往往只是一时冲动的结果。理想主义者将消灭人世间的一切邪恶的可能寄希望于道德热情永久地维持,最后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在理性上是如此悲观,但是我们必须在意志上保持乐观。人类的进步,就在于人道主义信念的萌芽、成长与壮大,最后成为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还是有这个规范比较好,宁愿先接受它的保护,万不得已时再去闹革命吧!不管怎么说,还是公正与和平地对待一切人吧!但愿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更加公正与和平一点。但愿自由、平等与博爱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愿博大和平的母性与高大温暖的父性永世长存,但愿人类有朝一日能够永远地结束这种互相愚弄、互相仇视与互相残杀的史前史时代,在大地上建立自由、人道与公正的天堂,从而开始一部真正的人类史!
写于2001年四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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