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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平原
作为学者,我见证了“学术史”从一个简单的“随想”走向拟想中的“学科”这一全过程。我说的“随想”,是指我1991年6月写的那篇《学术史研究随想》,更指诸多友人发表在《学人》第一辑上的那组“学术史研究笔谈”。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仁一起,积极推动学术史的研究。当初的“随想”,十五年后,竟然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课题”,甚至有了今天相当夸张的说法,叫“学科建设”,这让我感慨良多。 

今天,每一个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大概都免不了要跟所谓的“学术史”打交道。从研究生撰写论文时的“文献综述”,到专门家刻意经营的专著、杂志开辟的专栏,有关学术史的诸多话题,正在课堂、学界乃至媒体中积极酝酿并顺利展开。而我自己,一不小心,也就成了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略作清点,上半年,我在国内外大学所做的讲演、学术会议上的报告、接受专访或发表论文,竟大都属于学术史或教育史的话题。这么说,不是自得,而是自嘲——我的专业是文学或文化研究,从不敢以“学术史专家”自居。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积极提倡呢?当初的设想,包括纠正时弊、自我训练、引领学风等,所有这些,此前的文章已经谈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学术史研究从一个冷门的话题,转变成学界的时尚。既然是“时尚”,就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多加自我反省, 

正是基于此,我着重谈下面五个问题,主要是清理自己的思路,并不要求别人也这么想、这么做。 

首先必须追问的是:“当代学术”能否成“史”。这个问题,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界。那时有一场争论:“当代文学”到底应不应该写“史”。不少学术功力很深的老先生认为,当代文学仍在进行中,而且近在眼前,缺乏必要的沉淀,这样的对象,可以批评,也应该研究,但不适合撰史。那次讨论的结果,大部分人还是认同了“当代文学”可以而且应该成“史”;但讨论中反对派的意见,同样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以北大中文系为例,“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二者的区分,还是很清晰的。就说当代文学教研室吧,做文学批评的,比如张颐武他们,特别关注近两年不断冒出来的新作家新作品,给予及时的抑扬褒贬;至于治文学史的,比如洪子诚老师,他们更追求长时段的眼光,其评价标准与叙述语调,跟做批评的不一样。 

这样的区分,同样适应于“学术批评”和“学术史”——二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这里所说的区别,在体例,在眼光,更在使用的尺度以及评价的立场。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代人写当代史,好处是感受真切,缺点则是分寸不好把握,目前的普遍状态是:学术门槛太低,评价标准偏宽,于是,“大师”的帽子满天飞。谈学术史,需要长时段的考量,不能只盯着眼下最活跃的那几个人。“批评”是短兵相接,无暇仔细分辨,偶尔说些过头话,不要紧;“撰史”可不一样,要严肃得多,一般来说,不允许出现大的偏差。 

其次,谈论学术史研究,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自从有了“课题组”,有了“科研经费”,有了“造大船”等提法,“通史”这一著述体例特别吃香。从综合性的中国通史,到分科性质的教育通史、文学通史、学术通史等,全都是大部头的著作。表面上看,学界一片繁荣,拿出来的书,全都沉甸甸的,很有分量;可实际效果呢,不客气地说,“著述”变成了“编纂”。不能说学者不努力,或者毫无见地,只是那点独特的发现,在汇入“通史”这部大书时,被彻底“稀释”,以致被“淹没”了。另外,我之所以赞同从事“当代学术史”研究,很大原因在于它跟我们血肉相连,可以直接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变革,影响当下的学术思潮。这样的话,更应该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盲目追求体系的完整或体积的庞大。 

第三,我想谈谈“学术史的周边”。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要“有精神”,而且“能落实”;而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上挂政治史,下连教育史。在当代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明白,“学术”并不“纯粹”,与现实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假如你一定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起码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这里,是行不通的。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也是这样,在中国尤其如此。学术史的研究,确实跟政治史取向不同,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眼光与尺度;但如果完全切断学术与政治的联系,抛开整个社会及文化思潮,那样来谈学术史,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技术操作,意义不大。至于为何需要“下连教育史”,理由很简单,对于知识生产来说,体制化的力量是很大的。从晚清开始建立的这一套学术体制,包括教学、撰述、评价、奖励等,影响非常深远。我们在学校教书,深知若离开课程设计、学科建设、教师选拔,还有与学生的对话等,很难说清楚具体的学术潮流或著作体例。我曾经提到,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文学史书写”成为大热门,为什么?不放到大学课堂来思考,你说不清楚。 

第四,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做学术史研究,从具体的学者入手——类似以前的学案,这样的撰述,表面上不够高屋建瓴,但不无可取处。王瑶先生和我先后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正、续编,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这两本书对于大学生、研究生之“亲近学问”甚至“走进学术”,起很好的作用。以“学人”而不是“学问”来展开论述,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另外,谈论学术史研究,现阶段最需要且最容易取得成绩的,是学科史的梳理。这一研究,配合各专门领域或课题,很容易展开,也较容易深入。 

第五,关于学术史研究的课程建设。十五年来,我在北大开过两轮以上的与学术史相关的专题课,就有这么几种:“现代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学研究百年”、“现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中国小说史略》研究”。这些课程所选择的分析对象,有名著,有学者,有学科,有思潮等,不一而足。为什么这么“转悠”,是想做试验,看哪一类课程最契合学生的需要,对他们的学业有实际的帮助。另外,每次讲课,我都会提醒大家注意学术史研究的“副作用”。我不只一次说过,与其把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课题,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在我看来,没有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学生,不适合谈论学科史。还没入门,只是记得许多学术史上的掌故,或者几条僵硬的治学经验,就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谁是一流,谁是二流,谁谁谁不入流——那样不好。你不是这一行的专家,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凭什么如此下判断?学多了此类激动人心但不着边际的“空论”,很危险。当然,有些问题,比如揭发抄袭,只凭常识就能判断是非,那个时候需要的是胆识,而不是学问。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包括学术批评)又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园地,不应该有门第之见。 

(《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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