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上）

作者：陈曙光
摘要：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发生论维度、文化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维度、文化的包容性维度、文化的生命力维度、史学维度等论证了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重拾国学大师钱穆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必要的。钱穆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钱穆；文化观；中国文化最优论 

一

钱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态度，目前有两种比较普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钱穆只强调了东西文化的不同，并没有简单的判定孰优孰劣。第二种观点认为：在钱穆的视野里中国文化较之异域文化具有优越性和先进性，即“中国文化最优论”。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有他们的根据。因为钱穆反复说过：

我们讲文化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东方人的性格与生活，和西方人的有所不同。……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来判定他们谁对谁不对。只能说我们东方人比较喜欢这样，西方人比较喜欢那样。……我们今天以后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从所好的路。你从你所好，我从我所好，并不主张文化一元论，并不主张在西方、东方、印度、阿拉伯各种文化内任择其一，奉为全世界人类做为唯一标准的共同文化。……在理论上，我很难讲中国文化高过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说，西方文化未必高过了中国文化。因为两种文化在本质上不同。……将来的世界要成为一个大的世界，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欧洲人、有非洲人……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又能调和凝结。我想我们最先应该做到这一步。我不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近随西方。我对文化的观点是如此。

钱穆展望未来世界文化的格局应该是多元共处、各从所好；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路向应该是“集异建同”。他指出对待不同文化的具体态度应该是：“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的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毁灭了各民族文化，又何来世界文化?”钱穆认为世界文化的前景，决不在于抹煞、消融各民族文化之异，相反，世界文化的发展只可能建立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优长、发扬其差异的基础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钱穆确实没有简单地判定东西文化的优劣高下，而是主张相容互尊、多元共处、各从所好，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一元论。但是，在这里，钱穆也一再强调是从“纯理论”的角度，东西方文化没有谁是谁非，谁对谁不对。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则认为，钱穆在更多的场合、更多的著作中提到并论证了中国文化较之其它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钱穆不止一次说过：“中国文化，无疑为世界现文化中最优秀者”：“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以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将来的世界，正要中国文化来领导。……中国文化可以救世界。“钱穆在海外生活和讲学期间无数次地为中华文化而高声呐喊：“可爱哉!中国之文化。可羡哉!中国之青年。”可见，钱穆确实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高于西方文化的价值。不管是第一种观点还是第二种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笔者通过长期研读钱穆的众多著作之后，发现钱穆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价值维度。正是从这些特定的维度来考量，钱穆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 

二

钱穆是从哪些维度得出“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从文化发生论的维度来考察，中国文化产生于“大地面”；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产生于“小环境”。

在文化发生论上，钱穆是一个鲜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说：“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遇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钱穆指出，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都是在一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因而有许多独特优异之处。钱穆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这种优越性：

第一：古代文化发展，皆在小环境里开始，其缺点在于不易形成伟大的国家组织。独有中国文化，自始即在一大环境下展开，因此易于养成并促进其对于政治、社会凡属人事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之方法与才能。遂使中国人能迅速完成为一内部统一的大国家，为世界同时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二：在小环境里产生的文化社会，每易遭受外围文化较低的异族之侵凌，而打断或阻碍其发展。独有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下展开，又能迅速完成国家内部之团结与统一，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持其文化进展之前程，逐渐发展。直至现在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历最悠久的国家，又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三：古代文明多在小地面的肥沃区域的产生，因此易于到达其顶点，很早便失却另一新鲜向前的刺激，使其活力无力使用，易于趋向过度的奢侈生活，而招致社会内部之安逸与退化。独有中国文化，因在较苦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因此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化生长过程下，社会内部亦始终能保持一种勤奋朴素的美德，使其文化常有新精力，不易腐化”。

钱穆指出，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完成了上古之后，到秦、汉统一时代，开始走上新气象的另一进程，渐渐由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而同时代的几个文明古国，皆已在世界文化史上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而让位给新兴民族国家了。所以，从文化发生论来看，中国文化具有优越性。

(二)从文化绵延展扩的时空维度来考察，中国文化“广土众民”，“绵历不衰”，“为个人继续不歇之全程跑”；西洋文化“虽亦绵延悠久”，但“乃一种接力跑、传递跑”。

任何文化必有其生存的地域空间，也必有其发展的时间跨度。钱穆以“扩广群、历永世”的时空维度为标准来划分世界文化类型，也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化的价值。他认为，任何优秀的文化必然能够在空间上“广土众民”，在时间上“绵历不衰”。

钱穆指出，如果以历史的悠久博大为标尺，那么中华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雍，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钱穆认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精心培育和积累的结果，其成就“独步于古今”，在世界文化中占有显赫的地位。“取证不在远，请即以中国文化之扩大与绵延二者论之。中国文化拥有四万五千万大群，广土众民，世莫与京，此即其文化伟大之一征。……就人类以往全史进程，而纵观通览之，则当有罗马时无美苏，有美苏时无罗马，而中国独巍然屹立于人类全史过程中，而迄今无恙，此乃见其伟大性之全体也。……故中国文化，不仅有其展扩，而尤有其绵延。必就时空立方大全体观之，乃见中国文化优秀之价值。西洋文化虽亦同为现世界人类文化绵延悠久之一系。然譬如长距离赛跑，西洋文化乃一种接力跑、传递跑，而中国文化则为个人继续不歇之全程跑。”
可见，从文化的时空维度来看，在世界文化当中，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

(三)从文化个性的维度来考察，中国文化“乃青年性的文化，前望皆生成也”，故而“居其久”；“欧西为壮年性的文化，前望则肃杀矣”，“印度为老年性的文化，前望则凝寂矣”，故而“居其暂”。

文化必有其个性，缺乏个性的文化是不可能“扩广群，历永世”的，只会“分崩离析”。

钱穆指出，中印欧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仁”上。但是，三大文化又各有所偏，正如人心之仁时时随其年寿对境而有异，大较言之，青年少年则常见于孝，壮年中年则常见于爱，老年晚年则常见于慈，日孝，日爱，日慈，皆仁也。青年无不知孝父母，壮年无不知爱配偶，老年无不知慈伦类。钱穆进一步分析了中印欧文化的个性。大抵中国主孝，欧西主爱，印度主慈。故中国之教在青年，欧西在壮年，印度在老年。中国乃青年性的文化或称孝的文化，欧西为壮年性的文化或称爱的文化，印度为老年性的文化或称慈的文化。

他从中印欧文化个性出发得出了“中国居其久，印欧居其暂”的结论。他说“青年可以望壮，壮年可以望老，而慈者不再壮，壮者不再青。孝其父母，岂有不爱其配偶，慈其伦类?今日离弃父母而向汝妻，又日出家绝俗而归汝真，舍此以趋彼，故欧土不重孝，佛徒不言爱，是中国得其全，而印欧得其偏。中国如新春，前望皆生成也：欧土如盛夏，前望则肃杀矣；印度如深秋，前望则凝寂矣。故中国居其久，而印欧居其暂”。针对中国“青年”文化柔弱，不敌壮者之刚的观点。钱穆认为柔弱可以胜刚强，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以至弱拒至强。

可见，从文化的个性来看，中国文化优于印欧文化。

(四)从文化同化力和包容性的维度来考察，中国文化能“融异域文化之优点而冶为一炉”；西方文化若“接受外来新元素则必将害其原有之旧组织”。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独步于古今”，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中和品格。放眼文化发展史，从中西文化的交流来看，则更是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包容性。他将中西文化的交流分为三期来具体说明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触，自东汉至隋唐，超过六百年，这一时期中国人接触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这一时期，“印度佛教遂得全部移植于东土。其时中国人不仅虚心接受，抑且发扬光大，使流布中国之佛教哲理继续精深化，而有青出于蓝之誉。……隋唐统一盛世，在中国之印度佛教哲理亦以登峰造极，同时发展达于最高之顶点。初唐盛世，中国禅宗崛起，遂使印度佛教哲理完全中国化，以消融和会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内。而于是中国人所独创之东方文化传统，乃成为包藏有甚深微妙之印度佛教哲理之大宝库。”。

第二期是远西的中回接触，自隋唐以后下迄宋元，大体上又有六百年的长时期，可说是中国人接触吸收阿拉伯回教文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正以其发皇荣盛之大气度，披豁胸襟，坦白展开其西北西南海陆两大交通线，以与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教新文明相接触。……而我中国人独创之东方文化中，又重复新包藏有简洁刚劲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之大宝库。”

第三期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他认为前两期中西文化接触各自经历六七百年的长时期，才完成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之大业。现在的中欧接触自明朝以来，为期只有三百多年，虽则西洋以其过强之势力压迫于我，但我们诚心接纳吸收异文化之热度仍然不减。若再历三百年，中国人必能充分接纳消融西欧文化，中国文化必将成为包容西方文化精神的大宝库。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能够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之优点而冶为一炉。但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同化力和包容性并不是其他文化所具有的。以儒家思想和耶酥教为例，儒家思想可以容忍耶酥教，耶酥教却不能容忍儒家思想。耶酥教的最高教理在“信仰上帝创世”，儒家思想的中心是“性善论”，在人性皆善的理论上加上一个人类由上帝创造的学说是无伤大体的。但反过来，耶酥教却不能接受儒家思想，因为接受了“人性皆善”，则不得不接受“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及禅宗“自性自佛”的话，由此便对耶酥教一切仰赖上帝的教义给予了无情的打击。果真如此，耶酥教势必变成一变相的儒家。

钱穆还认为，中国文化不但能容纳西方的宗教，也能容纳西方的科学，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决不会因西方科学的传入而受损。“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元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合”。中国文化的胸怀与品格足以应对西学东进、文化冲突的境遇。因此，“西方人的科学与宗教之相互敌对，一到儒家的思想范围里，便须失其壁垒。宗教与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下，都可有他们的地位，……他们将融合一气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

所以，从文化的同化力和包容性来看，中国文化也具有其他文化不可相比的优越性。

(五)从文化生命力的维度来考察，中国文化“以农业为主，以和平为本”，为“领导未来世界和平之力量”；西方文化则“未必为和平的”，不能成为“人类未来之依归”。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不仅具有应对现实的能力，而且在未来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人类生活终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所以，作为农耕文化典型代表的中国文化必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为古代惟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至今内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准。……够苟使今日之农业国家，而亦与新科学新工业相配合，而又为一大型农国，则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今日具此资格之国家，有美国，有苏联，与中国而三。美、苏皆以大型农国，因而又有新科学新机械之装配。然其传统文化则未必为农业的。换言之，即未必为和平的的。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适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者，必可有绝大之贡献。

钱穆认为人类的未来发展终将以农业为主，未来文化终将以和平为归。中国文化尽管在目前看来有一些缺陷，但经过吸收西方工业文明而自我更新之后，将以一个“崭新的大型农国”的面目而自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人类未来的依归，而领导未来世界和平之力量，亦必以中国是赖。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有极强的生命力，从这一维度来看亦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

(六)从史学的维度来考察，中国文化史学以“人为主，事为辅，彰扬人的心性道德”；西方文化史学以“物变为主，人文为附，没有一以贯之的生命性”。

钱穆是一个具有深厚的民族和文化自恋情结的历史学家，他对中西史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目的是为“中国文化最优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

钱穆认为，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与事的认识截然相反。中国史学重人不重事，人为主，事为辅，彰扬人的心性道德。“中国历史精神，实际只是中国之文化精神。重在人，不在事。而尤更重在人之心”。突出表现是中国史学成为圣人之学。西方史学则重事不重人，事为主，人为副。中国史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心性道德、善恶为标准；西方史学对人物的评价是以事功而非善恶为标准。

钱穆认为，中西史学对历史的通变认识不同。中国史学注重历史的会通和贯通，其集中体现是司马迁“通天人之际，成古今之变”的思想。在这种历史生命通变观下，中国人便能将我心等同于史心，将个人小生命融入五千年民族大生命中。这样，中国五千年历史便能一气相承和绵延不绝。西方历史却不重人生与历史的合一，西方史学以物变为主，人文为附，没有一以贯之的生命性，从古希腊、罗马到中古时期再到现代欧洲列国的历史互不相通，总是处于分裂之中，“即此一端，亦可见中西历史精神绝大不同之所在点”。

中西史学对历史通变的不同认识导致中西文化对历史新旧持不同态度，进而使中西文化对史学的功用产生不同认识。钱穆认为，由于中国史学把历史看成是一通贯古今的生命，强调历史演变的连续性，故中国史学重视过往历史的资鉴作用，强调“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所以，“史学在中国，乃成为一种鉴往知来经世致用之大学问”。西方史学把历史看成是分裂和不连续的，因而不重视过往的历史，只求惟新。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犹太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都不重视历史，视过去尽成臭腐。这使西方史学不重视从历史寻求资鉴。

钱穆又指出，历史本质上是一文化生命，道德又是其中最根本的东西。道德就是我们的生命，“道德是人生理想之终极实践”。换言之，人生的本质意义在于它以道德为本体，道德存在即人的存在。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文化是道德的产物，是世界各民族中最悠久和最伟大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内倾的人文文化，最符合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而西方人重物质，由物变影响人文，“只知有变，不知有道”。中西历史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路向不同造成了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与事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以人为主，一以物为主”。但是，西方历史文化走错了路向，“故一部西洋史，可谓乃在物变上有进步，而人文方面则未见有进步”。故而，西方史学对历史中人与事的认识也是错误的。

钱穆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意在说明中国传统史学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最为悠久和发达的，进而为他的“中国文化最优论”提供历史的和理论的依据。他说“即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史学成绩，在世界各民族中最为杰出，无与伦比。再没有别一个国家民族在史学方面能超过了中国。……自然科学西方是先进，但也不过早了我们两三百年的短时期。而中国史学则较西方先进了一两千年”。中国史学如此悠久、详备和科学，这即是中国文化该是极有价值的好证。他认为中国史学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临危机，中国史学必须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的基础上，重新走向振兴。而且，“中国史学复兴，亦即世界人道之复兴”。这样，他进一步把中国史学的价值上升到了世界性的高度，从中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