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重振”与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等各个文化层面一直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文化领域由于中国传统、西方古今与意识形态三方话语的紧张冲突，加之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出现了古今、中西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面临着文化转型的困境。我国高等院校按照西方学科分类的体制，人文学科中文、史、哲三科分列的弊端日益显现，而跨越两种语言、文化的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也似乎进入了瓶颈期。一些具有进步文化意识的专家学者指出，面对这一教育弊端，唯有遵循“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以“道”为逻辑起点的国学才能提供综合性教育，培养基础厚实、适应面宽广的新型人才。 

一、“翻译转向”与国学重振 

在人类的生存斗争中，翻译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语言转换行为，更是人与自然对话、人与存在对话的场所。21世纪，人类生存的出路在于“进行对话，而非战争;走向‘翻译转向’”。翻译的目的在于引进新的话语机制，激活母语文化的僵化状态，翻译中自我立场和自我身份界定问题成为我们正确书写文化符码的先决条件。在全球文化融合的历史语境下，我们不能置西方于自我视野之外，但也不能丧失对自身文化的“阐释焦虑”，而对自身文化的阐释使得我们必须要回到中国文化的传统，在国学中做一番梳理和重新定位。 

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重建民族精神，发挥民族文化生命的原动力，实现文化意义的命名和精神价值的重估，成为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欧美中国研究界一代大师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明确指出，中国古代思想是解释中国文化定向的信心所在，他深信这种精英的思想在随后而来的时代中，无论对统治阶级还是对普罗大众的文化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东西方跨语际话语运作的全新尝试中，中国学术命脉的整体走向是一种对东西方话语、范式互相冲突、互相渗透的历史回归。在西学话语、国学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的交织中，处于弱位的国学话语不仅是重铸国魂的文化途径，也是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当时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则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由于西学东渐的缘故，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与“西学”相对应的“国学”主要指中国学术文化的全体，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是“中国传统的学问”。 

国学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精髓，成就了中国之为中国，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也即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报告中的“文化软实力”。目前，弘扬民族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问题，提高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中国的发展需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化典籍要对外传播必须要依靠翻译才能得以实现。历史的任务对翻译专业人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翻译人才在从事中西“打通”工作的同时，还必须要“参互”古今。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培育，而是要实现翻译美育。 

二、翻译专业人才应当“打通”中西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对外交往的日趋广泛、深入，各种级别和类型的国际会议与合作活动增长迅猛，对于高素质、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需求迫切，因此国内一批外语专业院校以及综合院校纷纷成立翻译学院系，开设翻译学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2007年1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票通过在中国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t）”，全国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南大学等在内的15所高校获“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试办权。这充分说明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已经逐步从外语教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逐步成熟走向独立的学科体系。翻译作为独立的学科给传统的外语教学带来了挑战，但同时，翻译教学应该如何顺应形势的发展，也成为摆在翻译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问题”。 

翻译实践勾连两种语言和文化，要求译者从事“打通”中西的工作，而涉及翻译学科本体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就需要培养学生这种“打通”中西的学术素养。“打通”中西的学术素养不仅仅在于对语言的习得，更在于对语言接触历史中具有共性的东西进行提炼和归纳。唯如此，翻译专业人才才能真正肩负起促进中西方对话的重任。对西方的体认，不仅包括对西方语言、文化本体的关注，也包括对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的确认，从而真正做到发展自我。目前习见的翻译研究路向是用外国理论把中国的文本当作材料来研究的书写模式，更有甚者，一些翻译专业人才对西方翻译理论能详熟于心，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资源却说不出所以然。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深思，这种学术偏见的灾难性后果从严复翻译理论引发的一段学术公案可窥见一斑。 

严复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之所以拥有显赫的地位，很大程度与他对西学的译介分不开。严复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引进中国，向全中国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震动了古老的神州大地。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严复运用中国古典文论思想，吸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总结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旗帜鲜明地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成为中国传统翻译的理论核心和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无独有偶，早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cr）在其所著《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三原则”:翻译应是原著思想内容的完整再现;翻译应具备原著所具有的通顺;译文的风格和手法应与原著属同一性质。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周越然编《英语读本》，认为严复三字诀本于tytler的“三原则”，钱钟书曾引用吴汝纶答严复的信，证明指出，严复“雅”的标准是受吴汝纶的影响，“吴不懂外 语，对远离原作也就没有不安;身为散文巨子，他自然地将风格想象为擦玻璃或抹地板之类工作的结果”，但“严复很可能根本没听说过泰特勒的《论集》”。然而，由于周越然的书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教科书，他的意见广泛流传开来，甚至上个世纪末，国内仍有学者认为严复“信达雅”系抄袭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通过对二者翻译理论的深入分析，不难看出，泰特勒的翻译原则主要针对文艺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但他的原则广义地说适应于所有的翻译，他强调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反应应当一致，而严复所标举的翻译原则发端于中国古代佛典翻译。“抄袭之说是对西方译论盲目推崇，对中国译论缺乏信心的必然结果”。 

相通性是翻译思想发展的主要特征，不同的语言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过不同的翻译思想。但这种不同多为表象，虽然中西翻译理论家各有各的译论术语，各有各的翻译经验，对待翻译问题也各有各的理论取向，但在认识论的深层，他们在对诸如翻译原则、方法、标准、操作规则、程序以及翻译类别等等的基本问题上，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因此，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属于人类翻译思想“共振”;反映出翻译思维模式中的内在共性，中西译论发展历史互为独立，彼此间却又存在如此“共振”“共性”，这恰恰说明翻译是一项有规律可循的活动，这种规律是客观的，跨越不同语言文化的。 

傅雷1963年11月3日在与傅聪的通信中谈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时说，“真了解西方的东方人，真了解东方人的西方人，不是没有，只是稀如星凤。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彻底消化的人，文化遗产绝不会变成包袱，反而养成一种无所不包的胸襟，既明白本民族的长处短处，也明白别的民族的长处短处，进一步会截长补短，吸收新鲜的养料。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翻译学科应当致力于培养在实践和理论素养方面的“打通”人才，而中西“打通”首要的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国学的知识能够造就翻译专业人才在学术上和操行上的“无所不包的胸襟”。 

三、翻译专业人才应当“参互”古今 

翻译不仅包括从一种语言体系到另一种语言体系的“语际翻译”，还包括同一语言体系内部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沟连着异质的语言，是世界与另一个自我之间以及自我与自我之间的转化，是精神与精神之间的沟通和交融，而“语内翻译”则是自我在精神作用下的语内转换，是“文化世界对人的精神本身的容纳、宽容或含有”。早在一百多年前，基于《史记》与《尚书》的传承关系，梁启超指出，“翻译有二:一，以今翻古;二，以内翻外。以今翻古者，在言文一致时代，最感其必要。盖语言易世而必变，既变，则古书非翻不能读也”，语言内部的今古转换不仅必须，而且是“翻译作用之一种，使古代思想融为‘今化”。翻译实践不仅跨越地缘关系。而且跨越时空，仅仅具备“打通”中西的语言、文化素养远不能成为优秀的翻译人才，优秀的译员还需具备“参互”古今的能力，使传统文化的真正意义充分显露，使理解源泉不断涌现，使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得以展现，以实现古今、中西跨越的圆融无碍。国学所涵盖的文化传统作为无形的符号，必须经过“现实”的途径，进行创新、转化，才能成为“软实力”，而这种创新、转化的过程也就是文化穿越时空得以被翻译的过程。 

优秀的翻译人员不仅应当具备悠游在异质语言与文化中的能力，而且应当具备娴熟的语内转换能力。高级口译2004年9月的试题中考了一段老舍40岁时写的质朴自谦、妙趣横生的自传，“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其中，“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一句包含两个古汉语习见表述:“失怙”和“志学之年”。《正字通》有，“怙、恃二字，分言之，父曰怙，母曰恃……合言之，父母通谓之怙。”因此，译者可由下文的“可谓无父”猜知“怙”即“父”，而“志学之年”一词的上下文信息含量不足，多数考生就想当然地根据自己的理解译为“when i was oldenough to study”或者“when i was seven years old”，而正确的译文应当是“…i arfl fatherless.since my fatherdied when i was three.i dont have an emperor，for theemperor was dethroned when i was 15.”古人的年龄称谓大多根据不同年龄的生理特征而命名，如:人初生叫“婴儿”，是因为人初生需要抱在胸前喂奶，婴可与膺通假，膺者胸也，婴儿即为抱在胸前之儿:七岁叫做“龆龀”或“毁齿”，因为正是换牙时期。也有一些是因袭前人所言而成为固定称谓的，我们现在常说的“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命之年”，来自于《论语·为政篇》:“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因而，“志学之年”指男子十五岁。译者基本国学语言功底的缺位，造成了信息传递的失误，在向西方读者传达信息时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 

国学的缺位不仅造成语言理解的困难，也会造成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误解甚至曲解。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发端于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佛典翻译，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其催生土壤，几乎所有的传统译论命题都有着哲学美学渊源。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译学与哲学尤其是与美学联姻。自道安的“案本而传”以降，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理论等等，皆与我国的传统诗、文、书、画论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些译论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和显著的文论色彩，要实现其现代转型，必须从历史文化的整体观照和哲学，美学的特定视角来考察我国古代的翻译理论资源。 

国学传统的缺席，容易造成对中国古代翻译理论资源的误解，使翻译学界在国际学术范式中处于“失语”的窘境，严复“信达雅”的“雅”字脱胎于中国古代文论，国学理解的失误常常导致人们对严复翻译理论的攻诋，要正确理解严复的翻译原则不仅要回到严复的时代，分析严复翻译社会科学巨著的动机，还要回到中国文论的源头《易经》——“《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严复所言“雅”是“尔雅”，指译文本身的古雅，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他所针对的读者是当时的士大夫，因而，“尔雅”的文法是严复传播西学的“糖衣”。 

翻译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迁移活动，其作用在于将原语中体现的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去。在两种语言间穿梭、在两种文化中旅行，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主体对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有高度的敏感。译者是文化交流的媒介，不仅应当体认“他者”的语言和文化，更要深切体察本国的学术传统，肩负起“打通”中西、“参互”古今的重任。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 

在学科分支日益精细的当代，人才培养应跳出“技”的层面，转向对“道”的培育和养成。翻译学人才不仅应具备娴熟的双语驾驭能力，更应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发挥综合提升，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不管要继承自我传统，还是要吸收外俩文化，最简捷的道路，便是直接从各民族的经典之中汲取其民族的文化源头活水，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不仅要返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学养，更要从中取益，实现完美人格的塑造，新时期的翻译人才培养应当突破语言养成的层面，注重学习者国学素养的培育，使专业教育升格至“道”的培育和综合能力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