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路向中的传统儒学

当代中国的“儒学热”持续“走高”，迄今尚无衰减之势。新儒家学派领军当代中国“儒学热”，他们认为，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文化契机应该从传统文化里面找寻。“新保守主义派”则倡导“中国文化优越论”，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仅可以相通、互补，而且优于西方文化，并且将在21世纪引导世界的未来。
面对“儒学热”，本文不禁要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作为民族文化的主体构成，传统儒学具有合理性吗？其二，站在当下的立场看，传统儒学具有现代性吗？— — 提出以上问题的前提是：我们认为文化的合理性与现代性不是一回事。
传统儒学的合理性评估

关于“合理性”的理论界定，学术界有很多说法，这里指的是思想文化的合逻辑性与合历史性。传统儒学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某些具有哲理性的认识。典型者如孔孟儒学提出的“中庸权变”、“敬养为孝”等。

“中庸权变”思想是传统儒学的精髓。中庸者，“执两用中，执中有权”。两者，多也。就是要充分考虑多种条件或状况，作出最为适宜的选择；然后，还要依据时势的发展变化而调节。权变者：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做局部的或暂时的调节。孟子唯恐后人不知圣人本意，就举例说明：“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这种认识体现了调节的理念，主张行为选择的适宜性，在确认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的调节，体现了规范性与灵活性的有效结合。这是中国先民理性思维高度发达的体现，所以中国人脑子活。《易传》谓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今人谓之“与时俱进”。即便在君主政治作为惟一政治选择的时代条件下，这样的思想也是具有其逻辑和历史的合理性的。

传统儒学最看重孝道。孝的内涵丰富，但有些规定并不怎么合理。不过，孔子提出的“敬养为孝”还是有理有据的。孔子提出，子女奉养父母要尊敬、恭敬，礼敬有加，不能像养狗马牲畜一样。“敬养为孝”加重了孝道内涵的人文成分，突显了孝的道德属性；而且，即便是在现代社会法制规定的赡养义务的意义上，其合理性也是不容置疑的。

其二，一些政策性的具体论断。譬如孔儒的治国方略是德治教化，作为一种政策性的选择，他们主张“先教后杀”。这一认识与孔子“庶、富、教”的治民三部曲是相互关联的，表明在具体的政策选择上，孔儒注重实效，以道德和思想观念的教化为主，暴力惩戒为辅。既防范了暴力过度而激化社会冲突，又能实现对一般社会成员的有效制约。君主政治时代，统治就是管理。孔儒主张以道德和思想教化来弥补行政手段之不足，以维系社会政治秩序，这样的政策选择显然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当然，以君主为首的特殊政治利益集团推行的是特权政治，传统儒学的理性思维及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在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面前往往会大打折扣，难以实际兑现。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思想文化的层面肯认这些认识的逻辑与历史的合理性。毕竟，作为民族文化的遗产，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及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构的参照意义。

传统儒学的“现代性”解析

这里说的“现代性”概念源自西方文化，界定也是众说纷纭。有专家将其概括为三点：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指的是“一种持续进步的、 合目的性的、 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

传统儒学作为一个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蕴积，其中的优长与精华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在我看来，传统儒学并不具有现代性，与现代化发展路向是有一定间距的。

其一，传统儒学的价值准则与现代性理念是相悖的。

当下，中国社会最急需的是现代化的法制秩序，以及与其相应的现代道德与文明。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实际生活中，与这些现代理念相较，人们更关注的是谋生、谋财与谋官，“官本位”意识的辐射和影响仍然十分巨大。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权至上”价值准则和尊卑身份等级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在当代国人的观念中依然有着强劲的潜在影响力。因之，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弘扬国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无需急于将传统儒学与现代化勾联起来，竭力挖掘什么现代化因素，更不宜倡导读经，将儒学奉为今日之国教。当下，我们务须要做的是对传统儒学的反思、剖析和选择，因为在我看来，现代化精神并不能从传统儒学中“创生”，传统儒学只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无可逃避的一个文化的“场”。

传统儒学的主体价值结构是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这些基本价值准则与现代化社会的基本理念格格不入，不能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从价值的层面看，传统儒学并不具有现代性。20 世纪5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何谓精华与糟粕？我认为合乎逻辑及历史性的即是精华，具有明确政治功利取向的则是糟粕—— 因为其根植于价值系统，并不具有现代性。

其二，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是一脉相承的。
新儒家、新保守主义学派有一个观点，认为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不同。传统儒学具有专制性是汉代以后的事情，至少，先秦孔孟儒学是含有一些现代化因素的。

不错，先秦儒学是民间学术，大体上是依照自身的学理逻辑发展的，因而富于个性。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学派如同先秦诸子中的绝大多数一样，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所谓“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强烈的政治性使得先秦诸子学很少有纯粹哲学思维的表达，而是练就了丰富的政治哲学思维能力。人性讨论、历史观、天人观，圣人观等等都属于政治哲学的讨论，这些认识的归结点总是“如何治天下”。

汉代儒学在政治价值结构上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作为政治价值主体结构，非但没有削弱，在理论形式上反而更为成熟，被整合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选中儒学立为官学，看重的正是其基于价值系统而突显的等级原则与德治教化，其中隐含的政治目标则是历代权力私有者们的梦想：“长治久安”。董仲舒恰恰参透了这一点，因而倡言：“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总之一句话，汉代儒学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肇源于先秦，创始于孔孟，董仲舒不过是善于审时度势，“与时谐行”罢了。

汉代儒学延续和发展了先秦儒学，这一学术延传过程的达成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基于孔孟儒学内涵的价值结构而一以贯之，从而满足了帝国政治一统的需要。汉代以后，孔儒之道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推崇，其主要缘由即在于此。可见，从价值系统着眼，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新儒家们抑汉儒扬孔儒的认识是把问题表面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