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水心曰：“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虽贤否邪正不同，要为以下攻上，为名节地可也，而未知为国家计也。然韩、范既以此取胜，及其自得用，台谏侍从方袭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蜂起，哗然不安。昔郑子孔为载书，诸司门子弗顺，将杀之，子产止之。人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子产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迄焚而后定。然及子产自为相，却不知此，直云礼义不愆，何恤人言。盖韩、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无以处此，是以虽有志而无成也。至如欧阳修，先为谏官，后为侍从，尤好立沦。士之有言者，皆依以为重，遂以成俗。及濮园议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倾国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损，善人君子，化为仇敌。然则欧阳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论如此。余谓国初相权之重，自艺祖鼎铛有耳之说始。赵韩王定混一之谋于风雪凌厉之中，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真社稷臣矣。雷德骧何人，乃敢议之，宜艺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时，则权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过重。东坡所谓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则台谏侍从之敢言，乃国势之所恃以重也，岂反因此而势轻哉？水心之说，乃张方平之遗论也。方平之论，前辈固已深辟之矣。范公当国不久，韩公当国时，最被司马温公激恼，然韩公包容听受，无几微见于颜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为跋扈，而公亦无愠色。盖己为侍从台谏，则能攻宰相之失；己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意无我、人己一视之道，实贤人君子之盛德，亦国家之美事也。岂有己则能攻人，而人则不欲其攻己哉！谚云：“吃拳何似打拳时。”此言虽鄙，实为至论。惟欧阳公为谏官侍从时，最号敢言。及为执政，主濮园称亲之议，诸君子哗然起而攻之，而欧阳公乃不能受人之攻，执之愈坚，辩之愈激，此则欧公之过也。公自著《濮议》两篇，其间有曰：“一时台谏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是时圣德恭俭，举动无差。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欧公此论，却欠反思。若如此，则前此己为谏官侍从时，每事争辩，岂亦是贪美名、求奇货、寻好题目耶！余尝作《濮议》诗云：“濮园议起沸乌台，传语欧公莫怨猜。须记上坡持橐日，也曾寻探好题来。”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轴二等，以大小别之，此其卑也。染牙以为经，凡五等，升朝历数而上也，而穗草为尊。锦票其端，凡四等，而细球之锦配穗草。告身皆制绫为之。玳瑁轴素绘二等，而绘为尊。告身五彩，而又有紫丝法锦囊其外。其小异者，锦之红绿耳。犀轴亦二等，藻绘虽同，而大小有别，三品通用也。丝囊如玳瑁，而锦票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缕，此人臣一品之极也。宫掖之严，帝姬之亲，大略七等。镌犀为轴，雕玉以为龙，告身五彩丝囊，票首纯红，而绘如雕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轴丝囊为最高，而绘皆云凤者次之。玳轴者又次之。绘事如玳瑁，而告纸损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丝法锦，虽有差次，始浸卑矣。宰相亲王赠封，视紫丝高者。执政赠封，视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迩也。丝囊之制，以小铃十系之。按式名曰“分钅沓”，黄金、途金、白金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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