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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南齐书》·文惠太子传

白话《南齐书 南朝梁 著

文惠太子萧长懋字云乔,他是世祖(萧赜)的长子。世祖生他时年龄还不到二十岁,太祖(萧道成)十分喜爱他。文惠太子姿容丰润,小字叫做“白泽”。宋元徽末年,跟随世祖在郢州城,世祖回来镇守盆城拒挡沈攸之的反叛期间,便让文惠太子慰劳并接待将帅,并让他参与军队工作。朝廷任他为秘书郎,他没去到任。授他为辅国将军,迁任晋熙王抚军主簿。沈攸之事件平息之后,世祖便命他回到都城,太祖当时正值创建霸业之际,对嫡传子孙特别留意,对文惠太子说:“你这一回来,我的事情也就办妥了。”安排他住在府东斋,让他和文武宾客接触。指示荀伯玉说:“在我出行的时候,城中的军队都由长懋指挥。就是在我不出行的时候,府城内外的警卫部队和各门武装,也都要经常交给长懋调遣。”朝廷任命他为秘书丞,他因为此官名和宣帝(太祖的父亲萧承之)的名字同音,不去到任,改授中书郎,迁黄门侍郎,也没接受。升明三年(479),太祖准备受禅为帝,世祖已经回到京师,他们因为襄阳乃是军事重镇,不想让别的家族来指挥,于是便让太子出来,任命他为持节、都督雍、梁二州和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随郡诸军事、左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建元元年(479),他被封为南郡王,食邑二千户。当时江南一带还没有嫡皇孙被封为王的,文惠太子开了先例。进号征虏将军。

  在此之前,梁州刺史范柏年诱降了晋寿逃亡者李乌奴,讨平氐贼杨城、苏道炽等,很有些威名。沈攸之事件暴发,范柏年派遣部将阴广宗领军出魏兴声援京师,同时观望形势,事件平息后,朝廷派王玄邈前去取代范伯年。李乌奴劝范伯年占据汉中不接受命令,伯年还没拿定主意,王玄邈便已赶到,范伯年在魏兴犹豫不愿下来,文惠太子担心他要发动事变,便派人去说服范伯年,答应建议他为府长史,范伯年才进驻襄阳,文惠太子遂把他抓住杀了。范伯年是梓潼人,迁居华阳,世代都是土豪,在当地州里很有名气。宋泰始年间(465~471),氐寇截断了晋寿的后路,范伯年以仓部郎的身份假节率领数百人前去慰劳打通了道路,从益州路上回报完成了任务,被授为晋寿太守。讨平了氐贼,便任梁州刺史。范伯年强壮有力,很会说话办事,曾因善于回答问题而被宋明帝赏识。被诛杀以后,巴西太守柳弘上书太祖,太祖指示说:“伯年本来可以不至如此的,我也很为他遗憾啊!”

  当时襄阳有盗发掘古墓,传说是楚王墓,挖出大量的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书宽数分,长二尺,表皮和竹节都像新的一样。盗窃者把它拿来点火照明,后来有人得到十余简,拿给抚军王僧虔看,僧虔说是用蝌蚪文字书写的《考工记》、《周官》的遗缺内容。当时州里派人前往追查,追查出不少文物,因此产生了同异争论。

  赶上北方的索虏南侵,皇上考虑当出兵樊、沔。建元二年(480),调任文惠太子为侍中、中军将军,设立将军府,镇守石头。

  穆妃去世,行成服(死者亲属穿着一定的丧服)礼那天,皇帝出来临丧,朝廷中讨论文惠太子是否应该出迎的问题。左仆射王俭说:“根据《礼记·服问》‘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妇’,是说国君为此三人主持丧礼。现在皇上驾临,就是以主丧的身份而来的,虽然从事情上说应该抚慰,但从义理上讲则不应行吊,南郡王(长懋)以下都不应出门奉迎。但最高人物的出临之礼,也是允许变革的,可以从权取消杖纟至,移到门外敬立,便足以表达感情了,不必到跟前哭临。至于皇太子既是一宫之主,自然应按照皇上驾临宫中,依据通常礼节来奉候。既然属于成服的日子,而吉礼凶礼又不能互相干扰,因而可以衰帻(用丧巾包头)行事。而望拜止哭等,都可按常规进行。自己不必临吊,但奉迎只按常规,于情于礼,都无不妥。”文惠太子解除侍中之职。皇上考虑到文惠太子因哀伤而生病,不宜居住在石头的山障中,便让他移镇西州。建元四年(482),迁任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世祖即位为帝后,他便被立为皇太子。

  起先,太祖喜欢《左氏春秋》,让太子讽诵,此事传为口实。做了太子以后,便努力树立名誉,礼接文士,蓄养武人,他们都成了他的亲近左右,他的美德传遍朝廷及各部门。

  永明三年(485),在崇正殿里讲解《孝经》,少傅王俭拿些摘句让太子仆周..撰写义疏。永明五年冬,太子来到国学,亲自策试学生,在座位上问少傅王俭说:“《曲礼》上说‘无不敬’。但细究起来,下级事奉上级,是应当按礼恭敬的,但上级对待下级,应该慈而不是敬。现在都说成是敬,不是太笼统了么?”王俭说:“郑玄说‘礼主于敬’,就应该是尊卑一样都要用敬的。”太子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么忠与惠也可以用一个概念,孝和慈也不必分开来说了。”王俭说:“尊和卑是等级称谓,不能一样,爱和南齐书敬的名目,有时是并称的。而忠和惠的区别,的确象您所说的那样,至于孝和慈是一种互相关系,我这里有根据。《礼》上说‘不胜丧比于不慈不孝’,这便是它的含义。”太子说:“本着敬的原则来事奉君王,本着爱的原则来事奉父母,要二者兼行,只能就一方对一方来说的。现在又说要用敬来对待下级,这不是又生出第三个意义了么?”王俭说:“本着敬的原则事奉君主,是要求下级尽心竭力,而上级用敬待下,只是要他不要轻慢而已。”太子说:“同是一个‘敬’,文字上没有不同,但实行上有深有浅,这便令人不解。”王俭说:“这么复杂的含义不可能都有专门的文字来表达,只能大概地表达其中的深浅罢了。《传》上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书》上说‘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这都是经典上明白写着的,可以互相参照。”太子又去问金紫光禄大夫张绪,张绪说:“我认为恭敬是立身的根本,不论是尊是卑都应当遵守。”太子说:“敬虽说是立身之本,但并不是对待下级的概念。《尚书》上说‘惠鲜鳏寡’,为什么不说恭敬鳏寡呢?”张绪说:“现在是分别来说,才有恭和惠的不同,当初是统一表述,因而大家都是这么讲的。”竟陵王萧子良说:“所有礼无非都是强调敬而已,我觉得没有什么疑问。”太子说:“我本来也不是说有疑问,我这样做正是要使概念和实际相符合,分出轻重来。”临川王萧映说:“先提出必敬,是要申明大的原则,尊卑是具体落实的问题,所以放在后面,所以也不必因为有总有略而受影响。”太子又拿这个问题去问各位国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都作了笔答。太子问王俭说:“《周易·乾卦》本来是要推布天位的,而《说卦》却说‘帝出乎《震》’。《震》本来并不是天,这意思岂能互相统贯?”王俭说:“《乾》主健,《震》主动,而运动是天的大德,所以说‘帝出《震》’”。太子说:“既然天以运动为德,那么君主自然是体现天德而成其位的,《震》的象是雷,这难道是体现天德而出现的结果?”王俭说:“主持神器的人最好是长子,所以与《震》相呼应,万物都是出于《震》,所以也是和帝有联系的。”王俭又来问太子说:“《孝经》有‘仲尼居,曾子侍’的说法。孝理这东西可谓博大精深,只有大贤之人才能弄通其中的奥妙,为什么孔子不对颜回传授,而要寄托给曾参呢?”太子说:“曾参虽然德惭体二,但孝养侍奉父母能够尽礼,所谓丢开东西要从近处着手,接引人物中间不能有阻隔,要弘宣规教,意义也是这样。”王俭说:“接引不能有阻隔,弘宣虽然也不难,但我们离开圣人的时代已是越来越远,后人便把这事看得很轻。既有‘人能弘道’之说,我倒是担心由于人们的轻视而把道废弃了。”太子说:“既然理是存在的,就不能因人废言,何况让中贤之才的人,来弘扬上圣的教义,岂会有壅塞之嫌?”临川王萧映又问太子说:“说孝是德的根本,我就有些弄不通,德存在普遍的善中,而孝是由于天性,是一种自然属性,难道会是习惯的积累?”太子说:“正因为孝不是由于积习所至,才可以作为德的根本。”萧映说:“在不经意中就可以合乎孝了,并不须要懂得德的原则,大孝能够荣亲,这便什么德都有了,照这样说来,孝怎么能是德本呢?”太子说:“孝有深浅,德有大小,在一定的程度上孝便成了本,你又何必发生疑问呢?”太子这么大了还参加学习,也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第二年,皇上准备审理丹阳地区的囚徒以及南北二百里以内的狱案,下诏说:“审理狱讼是很重要的工作,这是政化的首要问题。太子已到而立之年又是皇帝的助手,应当随时详细阅览,这次审讯工作就交给他来亲手决断。”于是太子便在玄圃园宣猷堂审理三署囚犯,各有不同程度的宽大处理。皇上晚年喜欢游宴,尚书省的一些工作也分送给太子处理。

  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都好佛,设立了六疾馆来收养穷苦人。太子风韵甚和,只是很喜欢奢侈华丽。他宫里的殿堂,雕饰得精巧绮丽,有过于皇帝的宫殿。拓建玄圃园和台城北堑等,内中楼观塔宇,奇石处处,妙极山水。怕被皇上宫中望见,便在靠近门处栽列修竹,里面设置高障,又造活动墙壁数百间,安装上机巧,如果需要障蔽,转眼间便遮挡起来,如果需要撤,随手就可以搬走。善于制办珍玩之物,用孔雀毛织为裘,光彩金翠,远远胜过雉头裘。借口晋明帝为太子时建造了西池,便请求世祖援引前例,为他开辟东田造小苑,皇上批准了。永明时期,二宫兵力充实,太子便驱使宫中将吏轮番参加搞建筑,于是宫城苑巷,规模盛大,京师倾城前来观看。皇上虽然性格严密,到处都安排了耳目,但太子的所作所为,没人敢去报告。后来皇上到豫章王家去,回来时路过太子东田,才看到这里的建筑连绵华远,壮丽极目,于是皇上大怒,把监作主帅收留审查,太子这才害怕,把有关人员和东西都藏匿起来,从此不断受到皇上的指责。

  太子平时经常生病,但身体又过壮,常在宫内傲慢遨游。他搞的仪仗队,往往超越本分,皇上的宫禁虽然近在咫尺,但终于不知实情。永明十年,豫章王萧嶷去世,太子看到皇上的兄弟们都到了,便造碑文奏上,但没来得及镌刻树南齐书立。永明十一年(493)春正月,太子生疾,皇上来看,很是担忧。病重了,上表给皇上说:“儿臣虽位居太子,却在对待君亲民三个方面做的都不够,没有能够光扬大道树立风范,因此日夜不安,如同临渊。不幸我的养生出了问题,染上了疾病,现在已经卧床不起,只能等待死亡了,不能够继承父王的事业,也不能尽孝道,我留恋您啊我的父王,心中感伤以至于哽咽。不过我想生与死都是有定分的,从道理上说不足悲痛,不要为儿臣伤悼,保卫圣体,江山永固,儿臣虽在九泉,也没什么遗憾了。”当时三十六岁。太子年龄刚过而立,又长期身居储官,得以参与朝政,朝廷内外各部门,都认为他即将做皇帝,他的死,令朝野惊惋。皇上来到东宫,临哭尽哀,下诏用衮冕服为太子入殓,谥为“文惠”,安葬在崇安陵。皇上在东宫里步行,看到太子服装玩好越过本分,大怒,命令有关部门将过分的东西全都毁掉或撤除,把东田改为崇虚馆,郁林王做皇帝后,追尊太子为文帝,庙号为世宗。

  当初太子心中很讨厌后来的明帝萧鸾的,曾秘密对竟陵王萧子良说:“我心里特别不喜欢这个家伙,因为他是个福德恶薄之人。”萧子良便努力为萧鸾作解救。后来萧鸾做了皇帝,果然大行诛害。

  本史作者认为:上古的时候,父亲是不哭儿子的,长寿还是短命,在悠悠人生中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也颇值得嗟叹。更何况身为太子,年龄和德望才树立起来,本来可以把国家事业继承下去,使皇家更加昌隆。虽说是守成之君,但已知耕稼,然而,尽管他温文具美,可以弘扬盛迹,但武帝的运数将要终了,所以先失去了太子,后来传位给少年后代,更加速了危急,照这样说来,冥冥之中也是有个定数的。

  赞语:乾坤二象为人们立下了准则,三星的光芒照耀天空。选择继承人一定要是嫡长子孙,这只是服从原则而不是选拔贤能。正需要他来继承皇位,可惜他恰在这时终止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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