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
修唐书
明道二年十一月丙寅[1]，崇文院纂《唐遗事》，翰林学士承旨盛度请命官刊修《唐书》故也。
庆历五年五月己未，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集贤院王尧臣、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张方平、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史官修撰余靖并同刊修《唐书》。
闰五月庚子，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检讨兼天章阁侍讲赵师民、殿中丞集贤校理何中立、校书郎宋敏求、大理丞馆阁校勘范镇、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并为编修《唐书》官。必以为史出众手非是，卒辞之。
七年六月庚戌，命参知政事丁度提举编修《唐书》。
皇苗兀年六月甲戊，改命同刊修《唐书》、翰林侍读学士宋祁为刊修官。
三年二月戊申，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史馆修撰宋祁坐其子与张彦方游，出知亳州。
三月乙卯，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书》，易史馆修撰为集英殿修撰。
至和元年七月甲子，诏修《唐书》宋祁、编修官范镇等速上所修《唐书》。
二年十月庚戌，翰林学士、刊修《唐书》欧阳修言：『自汉而下，惟唐享国最久。其间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参用。所修《唐书》，新制最宜详备。然自武宗以下并无《实录》，以传记、别说考正虚实，尚虑阙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以来奏议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口口夏卿诣彼检讨。』从之。
嘉祐四年六月戊戌，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唐书》二百五十一卷，刊修及编修官皆进秩，或加职，仍赐器币有差。
修国史
景德四年八月丁巳，诏修太祖、太宗正史，宰臣王旦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王钦若、陈尧叟、参知政事赵安仁、翰林学士晁迥、杨亿并修《国史》。初，景德二年，毕士安卒。时寇准止领集贤殿大学士，日一以参知政事权领史馆事。及旦为相，虽未兼监修，其领史职如故，于是始正其名。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国史院进所修《太祖纪》。上录纪中义例未当者二十于条，谓王旦、王钦若等曰：『如以钟鼓楼为室，漏窑务为甄宫，岂若直指其名?悉宜改正之。』钦若曰：『此盖晁迥、杨亿所修。』上曰：『卿尝参之耶?』旦曰：『朝廷撰集大典，并当悉心，务令广备，初无彼此之别也。』因诏：『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编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看，皆详具载其名。如有改正增益事件、字数，亦各于名下题出，以考其勤惰焉。』
九年二月丁亥，监修国史王旦等上《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优诏答之。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赵安仁、晁迥、陈彭年、夏竦、崔遵度并进爵赐物有差。王钦若、陈尧叟、杨亿尝豫修史，亦赐之。
天圣五年二月癸酉，命参知政事吕夷简、枢密副使夏竦修《真宗国史》，翰林学士宋绶、枢密直学士刘筠、陈尧佐同修，宰臣王曾提举之。故事，宰臣自领监修国史。至是以曾提举，乃降敕焉。
《会要》云：修《两朝国史》时，王旦未领监修，故特授敕。曾已监修而再授敕为提举，盖一时之制也。
九月甲寅，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冯元同修国史。
十月乙酉，监修国史王曾言：『唐史官吴兢于《实录》正史外。录太宗与群臣对问之语为《贞观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其间史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从之。
七年三月壬午，上谓监修国史王曾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谕史官详载之。』
八年六月癸巳，监修国史吕夷简等上新修国史于崇政殿。初，太祖、太宗正史帝纪六、志五十、传五十九，凡一百二十卷。至是修真宗史成，增纪为十，志为六十，传为八十，总百五十卷。故事，史成，由监修而下皆进秩，而夷简固辞之。甲午，修国史夏竦、同修国史宋绶、冯元、编修官王举正、谢绛、李淑、黄鉴、管勾内臣韩守英、承受蓝元用、罗崇勋、供书皇甫继明并迁官职，龙图阁待制马季良专督三司应报文字，亦赐勋一转。
嘉祐四年九月甲寅，史馆修撰欧阳修言：『史之为书，以纪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宜藏之有司。往时李淑以本朝正史进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诏龙图阁别写一本下编修院，以备检阅故事。』从之。
江氏《杂志》：陈相就史馆检先君传，云尝为县小吏，因此进本入內。至今史馆无国史。与欧阳修所言不同，当考。《会要》载修言但称史馆，不出李淑姓名。当考。
删定编敕
天圣四年九月壬申，命翰林学士夏竦、蔡齐、知制诰程琳等重修定编敕。时有司言：『编敕自大中祥符七年至今，复增及六千七百八十三条，请加删定。』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险人之言也。咸平中删太宗朝诏令，十存一二。盖去其繁密之文，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今有司但详具本末，又须诏臣等审究利害，一一奏禀，然后施行也。』上然之。
十一月甲辰，诏见行编敕，又续降宣敕，其未便者，听中外具利害以闻。
七年五月己巳，诏以新令及附令颁天下，始命官删定编敕。议者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
九月，编敕既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余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于是诏下诸州阅视，听其言未便者。寻又诏尽一年无改易，然后镂极【杰按：极，应为"板"之误。】颁行。
明道元年三月戊子，始行《天圣编敕》。
二年五月己丑，语曰：『敕令者治世之经，而数动摇，则众听滋惑，何以训迪天下?天圣所修敕令既已颁宣，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有未便者，中书、枢密院具奏听裁。』
景祐三年七月，禁民间私写编敕、刑书及毋得镂板。
庆历三年八月。《天圣编敕》既施行，自景祐二年至今，所增又四千七百余条。丁酉，复命官删定。翰林学士吴育、侍御史知杂事鱼周询、知谏院王素、欧阳修并为详定官，宰臣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提举。
十月丁巳，史官修撰王质、集贤殿校理天章阁侍讲曾公亮同详定编敕。
四年五月癸酉，司勋员外郎吕绍宁请以见行编敕年月后续降宣敕，令大理寺检法官意律门分十二编，以颁天下，庶便于检阅，而无误出入刑名。从之。
七年正月己亥，《庆历编敕》成，凡十二卷，别总例一卷，视《天圣敕》增五百条，大辟增八，流增五十有六，徒减十有六，杖减三十有八，笞减十有一；又配隶减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减二十有一。详定官张方平、宋祁、曾公亮并加勋，及赐器币有差。
嘉祐二年八月丁未，韩琦又言：『天下见行编敕，自庆历四年以后，距今十五年，续降四千三百余件，前后多牴牾。请加删定。』乃诏宰臣参知政事曾公亮同提点详定编敕。
七年四月壬午，宰臣韩琦等上所修《嘉祐编敕》，起庆历四年，尽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约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为《续附令敕》凡五卷，视庆历敕，大辟增六，流减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配隶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裁听旨者增四十五云。
修定历法 真宗附
咸平四年三月庚寅。初，《乾元历》气朔渐差，诏判司天监京兆史序等考验前法，研竅旧文，取其枢要。编为新历。于是历成来上，赐名《仪天》，命翰林学士朱昂为历序颁行之。修历官迁秩、改服章、赐帛有差。
大中祥符七年七月乙未，上览司天监知历数官表求改秩，因谓宰相曰：『历象，阴阳家流之大者也。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时为功，究灾祥吉凶者，虽有妙术，必待之而成。近年惟秋官正赵昭逸能专其业。始王熙元等上《仪天历》，独昭逸请覆算。熙元等不从。后二岁，历果差。昭逸言荧惑度数稍谬，推验亦如其说。平居算策未尝离手，熙元亦伏其精，一言，后人鲜及也。』熙元，处讷子。
天圣元年三月辛卯，司天监上新历。赐名《崇天》，保章正张奎、灵台郎楚衍等所造也。命翰林学士晏殊为历序。
天圣九年闰十月壬戌，司天监上《重修崇天历》。
庆历元年十二月丁丑，司天监上所修《崇天历》。
皇祐四年十一月甲辰，诏司天监、翰林天文院以唐《戊寅》、《麟德》、《大衍》、《五纪》、《正元》、《观象》、《宣明》、《崇真》八历及皇朝《应天》、《乾元》、《仪天》、《崇天》四历算此月太阴真食及时辰分野[1]，各具两本以闻。仍命知制诰王洙及编修《唐书》刘羲叟参定，以司天监言此月十五日太阴当食也。明年三月，洙言：『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称，十一月望月食十分，七历并同。复圆在昼，不辨辰刻。推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在丑正三刻，《应天》、《乾元》寅初一刻，《崇天》寅初二刻，《大衍》、《景福》寅初三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推《大衍》、《景福》相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后果不食。《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壬戊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是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密。伏缘历数日月交食，诸历互有亲疏，不可常为准的。盖日月动物，岂不少有盈缩?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绰、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第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又据羲叟言，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时。虽则预考交会，不必吻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毫釐。且辰刻更筹，惟据刻漏，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德》、刘绰《皇极》三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三，《麟德》得五，《皇极》得十。如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宣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辈，益以疏远。况圣朝《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行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轻议改移。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3]。』诏乃用《崇天》历法。
中书枢密分合 神宗附
庆历二年七月壬寅朔，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别文武为两途。为政多门，自古所患。今朝纲为弛，边事日生，西、北交有凭陵之志。二府之中，岂无才猷之士?臣向尝面论之，而陛下谕臣：今倚以为用者犹不任职，若更选用，诚乏可使之人。臣请于外择人，陛下以为疆事未宁，边臣无功，岂当遽召而用之?审如圣意，则所用者不过燕安朝路、容身养望者尔。若然，则劳臣益解体，武士益离心矣。陛下试思臣前议，断自渊衷，特废枢密院。或重于改为，则请并本院职于中书，其见任枢密使、副不才者罢之，诸房吏且皆如旧，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赏罚之权，省冗滥之费，塞侥幸之望。改而张之，不伤体裁，而制之不动众。陛下幸与一二宗臣旧老深图此议而必行之。』不报。戊午，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吕夷简判枢密院，户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枢密使，枢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议宰相兼权枢密使，上曰：『军国之事，当悉归中书。枢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废，故止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及张方平请废枢密院，上乃追用弼议，特降制命夷简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为使如故。壬辰，诏晏殊班张耆之上。
九月。初，命宰臣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宣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参知政事王举正言：『二府体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夷简亦不敢当。丙午，夷简改兼枢密使。
庆历五年十月庚辰，罢宰臣兼枢密使。时宰臣贾昌朝、陈执中言：『军民之任，自古则同。有唐别命枢臣，专主兵务。五代始令辅相亦带使名。至于国初，尚沿旧制。乾德以后，其职遂分，是谓两司对持大柄[4]，实选才士，用讲武经。向以关陕未宁，兵议须一，复兹兼领，适合权宜。今西夏来庭，防边有序，当还使印，庶协邦规。臣等愿罢兼枢密使。』既降诏许之，乃诏枢密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商议施行。』
十一月癸未，枢密院请：『自今进退管军臣僚、极边长吏、路分兵马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从之。
神宗【杰按：神宗无治平年号，治平乃仁宗年号也。】治平四年。中书、枢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纳；东郭达修堡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御史中丞滕甫言：『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枢密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上善之。
熙宁三年五月壬子，置审官西院。上尝语及西院事，安石曰：『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欲分宰相权尔。』上曰：『前代乱，岂缘不分枢密院乎?』（详见《审官西院》）
五年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司敕并诸州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曰：『臣闻能自得师者王。古圣人未尝无师，孟子称尧所以待舜之礼，可谓至矣。以齿则尧长，以爵则舜贱，以德则舜固无以加于尧者，而尧尚尊礼之如此。今区区之末礼，于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于天下，皆臣之所未谕。夫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而宰相不预者也，今之枢密是已。臣愚以为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除补武臣，悉出宰相。军旅之事，各责其师。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司，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重，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逢原必轻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闰七月壬戌，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枢密院但欲为义勇强壮，不别名保甲。上从王安石议。文彦博请令王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上曰：『此大事，须共议乃可。』（详见《保甲》）
十一月丁卯，贬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寺丞、监荆南税。先是，商英言博州官吏失入赃不满军贼二人死罪。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党庇亲戚，令法官引用赃满五贯绞刑断例，称博州官吏不见断例，失奏裁，止从杖罪取勘；又院吏任远恣横私徇凡十二事，而枢密院党庇不案治。枢密使、副文彦傅、吴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于中书，中书不受。上闻之，遣使促彦博等入院。彦博等言：『台官言臣等党庇吏人，与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然后正臣等违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入刑名下有司定夺，并以任远事送开封府根治。若臣不当，甘伏斧钺。』于是王安石曰：『密院方治御史李则事，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李则事御史所治，诚不当不自咎，更挟忿攻人，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台勘劫盗李则死罪失出，奉世驳之。诏纠察刑狱司劾治。商英遂上章历诋执政，言：『此出大臣私忿。愿陛下收还主柄，自持威福，使台谏为陛下耳目，无使为近臣胁迁。』上为停诏狱，商英坐是与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彦博又疑商英阴附中书，故不能平。商英既坐出，上谓安石曰：『御史言事不实亦常事。彦博等别有意，乃以为御史欲并枢密院归中书，不知御史初无此议论也。』安石曰：『中书欲并密院果何利?若谓臣与彦博等多异论故并密院，臣故与彦博合议政事，姑以利害言之，何苦欲并密院乎?』
礼仪院废置
天圣元年四月辛丑，罢礼仪院，从枢密副使张士逊等所请也。以知礼仪院翰林学士晏殊、龙图阁直学士冯元为判太常礼院，同判太常礼院官为同知院。判太常礼院，典礼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礼仪院，以辅臣领其事，于是始罢。
礼仪院占公人二十二人，岁费钱千七百余贯，非泛行礼，支给在外日逐行遣，祗应不多。详定仪制久来属太常寺及礼院管勾，今请停罢，所有承受、宣敕、行遗公案诸般文字，并付本院。
明道元年五月庚辰，诏太常礼院日轮知院一员在院点检典礼公事。初，同知太常礼院薛绅言：『汉、魏以来，每朝廷大政，必下礼官、博士定议。《唐六典》：太常置博士四人。今知礼院官，盖古博士之任也。国朝同知院四员，日使直本院。其后或别领职事，因循废置。请如故事，轮一员在院。』乃下两制议，而翰林学士冯元等言：『咸平元年正月，敕太常礼院同判院官四员：张复、杨嵎专领祠祭，而宋绶、晏殊常在礼仪院祗应文字。后移三馆于右掖门西，与礼仪院相接，而同判院官皆带馆职，因而更不赴。今既废礼仪院，又三馆移入禁中，请如绅所奏施行。』绅，映子也。
咸平、祥符二敕，《会要》有之，《实录》并不载，今附见此，不别书。
康定元年五月乙丑，以判太常寺、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李仲容兼礼仪事，判太常礼院知制诰吴育、天章阁待制宋祁并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先是，谢绛判礼院，建言：『太常寺本礼乐之司，今寺事皆本院行之，于体非便。请改判院为判寺兼礼仪事。其同知院，凡寺先申判寺，然后施行。其关报及奏请检状，即与判事同签。』于是始从绛言也。
玉清昭应宫灾
天圣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应宫灾。宫凡二千六百一十楹，独长生崇寿殿存焉。翌日，太后对辅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有一二小殿存尔。』枢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兴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尽也！』太后诘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宰相王曾、吕夷简亦助雍言。夷简又推《洪范》灾异以谏，太后默然。太庙斋郎苏舜钦诣登闻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斧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然言之难不如容之难，容之难不如行之难。有言之必容之，有容之必行之，则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听焉。臣观今岁，自春徂夏，霖雨阴晦，未尝小霁，农田被灾者几于十九。臣以为任用失人，政令多遗，赏罚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灾，欲悟陛下。而大臣归咎于狱之滥，陛下听之，故肆赦天下。以为禳救如此，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断决滞讼以平水旱，不闻用赦。故赦下之后，阴霾及今。前志曰：「积阴生阳，阳生则灾见焉。」乘夏之气，发泄于玉清官，雹雨杂下，烈焰四起，楼观万叠，数刻而尽，非慢于火备，乃天之垂戒也。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躬罪己，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察辅弼及左右无裨国体者罢之，穷弄威权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刍荛之论，庶几可以变灾为祜。浃日之间，未闻为此，而将计工役以图修复。都下之人，闻者骇惑，聚首横议，咸谓非宜。皆曰：章圣皇帝勤俭十余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宫。及其毕工，海内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数遭水旱，虽政赋咸人而百姓困乏，若大兴土木，则费用不知纪极，则力耗于内，百姓劳于下，内耗下劳，何以为国?况天灾未已，违之是欲竞天，无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难任，欲求厚贶，其可得乎?今为陛下计，莫若采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给，而征税宽减，则可以谢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贤君见变，修道以除凶；乱君无象，天不谴告。今幸天见之变，是陛下修己之日，岂可忽哉?昔前汉宣帝之三年，茂陵白鹤观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鹤馆大不及此宫。彼尚降诏四方，以求己过。是知古之帝王忧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贤佞分别，官人有序，率由旧章。礼重功勋，则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滥灾妄起，烧宗庙，燔宫室，虽兴师徒而不能救，故鲁成公三年新宫灾，刘向谓成公信三桓子孙之谗、逐父臣之应；襄公九年春宋火，刘向谓宋公听谗、逐其大夫华弱奔鲁之应也。今宫灾，岂亦有是乎?愿陛下恭默内省而追革之，罢再造之劳，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舜钦时年二十一岁，易简之孙，耆之子也。
舜钦上疏，正史不栽其月，集亦不载月，今附见。
甲寅，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王曾以使领不严，累表待罪。乃罢相，出知兖州，寻改青州。
七月癸亥，以玉清昭应宫灾，遣使奏告诸陵。乙丑，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宋绶落学士。绶领玉清昭应宫判官，而宫灾，故责之。内侍为都监、承旨，停、降、赎铜有差。道士杖脊者四人，决杖者五人。知宫李知损仍编管陈州。御史台鞠火起，得知损尝与其徒茹荤聚饮宫中故也。初，太后怒守卫者不谨，悉下御史狱，欲诛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鲁桓、僖宫灾，孔子以为桓、僖亲尽当毁者也。辽东高庙及高园便殿灾，董仲舒以为高庙不当居陵旁，故灾。魏崇华殿灾，高堂隆以台榭宫室为戒，宜罢之勿治。文帝不听，明年复灾。今所建宫非应经义，灾变之来，若有警者。宜除其地，罢诸祷祠，以应天变。』而右司谏范讽亦言：『此实天灾，不当置狱穷治。』监察御史张协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贻天怒。』言者既众，上及太后皆感悟，遂薄守卫者罪。议者尚疑将复修宫，讽又言：『山木已尽，人力已竭，虽复修，必不成。臣知朝廷必不为此，其如疑天下何?愿明告四方，使户知之。』己巳，诏以不复修宫之意谕天下。改长生崇寿殿为万寿观。
大内灾
明道元年八月壬戌夜，大内火，延燔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崇徽、天和、承明、延庆八殿，上与皇太后避火于苑中。癸亥，移御延福宫。甲子，放朝，近臣诣宫门问起居[5]。
以宰相吕夷简为修葺大内使，杨崇勋副之，殿前副都指挥使夏守赟都大管勾修葺，入内押班江德明、右班副都知阎文德管勾。令京东西、淮南、江东、河北路并发工匠赴京师。乙丑，诏群臣直言阙失。又诏只日权御崇政殿视朝，百官并入拱宸门。先是，百官晨朝而宫门不开，辅臣请对。帝御拱宸门，追班百官拜楼下，宰相吕夷简独不拜。使问其故，曰：『宫廷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帝举帘见之，夷简乃拜。丁卯，大赦。诏营造其宫殿庭宇[6]，宜约祖宗旧制，更从减省。时宦者置狱治火事，得缝人火斗，已证伏，下开封府使具狱，权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图火所经处，且言：『后宫人多，所居隘。其烟灶近壁，岁久燥而焚。此殆天意，不可以罪人。』监察御史蒋堂亦言：『火起无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应变，今乃欲归咎宫人。且宫人赴狱，何求不可?而遂赐之死，是重天谴也。』帝为宽其狱，卒无坐死者。是月，殿中丞滕宗谅、秘书丞刘越准诏上封事。宗谅言：『夫攻玉必以石，濯锦必以鱼。物有至贱能成至贵者，人亦有之，故颍考叔舍肉以启郑庄公之孝，少孺子挟弹而罢吴王之兵。臣之区区，窃慕于此。伏见掖庭遗烬，延炽宫闱，虽沿人事，实系天时。诏书亟下，引咎涤瑕，中外莫不感动。然而诏狱未释，鞠讯尚严，恐违上天垂戒之意，累两宫好生之德。且妇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获?万一怀冤，足累和气。祥符中宫夜火，先皇帝尽索其类，属之有司，明寘以法，欲申戒于后人。若患可防而刑可止，岂复有今日之虞哉?况变警之来，近在禁掖。诚愿修德以御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系者，特从原免，庶几咎灾可消，而福祥来格也。』又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请太后还政。而越言尤鲠直，皆不报。宗谅，湖南人；越，大名人也。
九月庚午，以景福殿使、雅州防御使、入内都知韩守英为都知，仍月增俸五万。宫苑使、忠州防御使、入内都知蓝继宗为昭宣使，西京作坊使、文州刺史、入内押班江德明为如京使，入内副都知、礼宾使、入内押班卢守勋领昌州刺史。又自上御药而下至内品，凡迁擢十五人，并以宫庭火，录卫乘舆之劳也。火始作，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去其锁，亟奉帝及太后至延福宫，回视所经处已成煨烬。及执政俟起居，帝曰：『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乃以守规为入内殿头。守规，成勋幼子也[7]。庚寅，重作宝册，命参知政事陈尧佐书『皇帝受命册宝』，参知政事薛奎书尊号册宝，宰相张士逊书上为皇太子册宝，参知政事晏殊书皇太后尊号册宝，以旧册宝为宫火所焚也。既而有司言：『重造册宝，其沿宝法物，凡用黄金一千七百两。』诏易以银而金涂之。丙申，诏以皇太后及上阁中金银器物量留供须外，尽付左藏库，易缗钱二十万助修大内。戊戌，赐修大内役卒缗钱。
十月甲辰，改崇德殿曰紫宸，长春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仪，会庆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庆殿曰福宁，崇徽殿曰宝慈，天和殿曰观文。大宁门曰宣祐，宣和门曰迎阳，
左右勤政门曰左右嘉福。己酉，再赐修内役卒缗钱。
十月甲戌，上以修大内成，恭谢天地于天安殿，遂谒太庙，大赦改元，优赏诸军，百官皆进官一等。是日，还自延福宫。己卯，冬至。百官贺太后于文德殿，上御天安殿受朝。戊子，如京使、文州刺史、入内副都知江德明为文思使、普州团练使，左藏库副使、右班都知阎文德为洛苑使、开州刺史，并录管勾修内之劳也。其余皆作承受事，迁擢者又十三人。
校勘记
[1]十一月 原本『一』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三补。
[2]真食 原本作『直食』，据《长编》卷一七三改。
[3]循用 原本『循』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三补。
[4]是谓 原本『谓』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五七补。
[5]问起居 原本脱『问』字，据《长编》卷一一一补。
[6]诏营造其宫殿庭宇 原本作『□其宫殿庭宇』，《长编》卷一一一作『诏营造殿宇』，兹为补改。
[7]成勋 《长编》卷一一一作『承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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