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州郡领兵到罢州郡兵
州郡领兵与罢兵，在魏末晋初，与封建制度的实行与否，关系密切。《三国志，魏志》一五《司马朗传》记述了州郡领兵的由来，其言云："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
可见魏末晋初之所以实行州郡领兵，是因为五等之制未复。后来，晋武帝分封诸王，州郡领兵的制度便失去了依据。只是因为孙吴未平，才暂时保留。
罢州郡武备与行封建制度，是西晋政治上的两件大事，影响至巨。这里先说罢州郡武备。《世说新语，识鉴类》刘注："涛居魏晋之间，无所标明，尝与尚书卢钦言及用兵本意。武帝曰：'山少傅名言也。'"（引《名士传》）
"咸宁中，吴既平，上将为桃林、华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时京师犹讲武，山涛因论孙吴用兵本意。涛为人常简畎，盖以为国者不可以忘战，故及之。"又云："永宁之后，诸王构祸，狡虏起，皆如涛言。"（引《竹林七贤论》》
《名士传》谓山涛与卢钦言及用兵本意，在做少傅时。武帝称之为"山少傅名言"。《竹林七贤论》则谓平吴、罢州郡兵以后，京师《洛阳）犹讲武，山涛因而论及孙吴用兵本意。他以为：为国者不可以忘战，现在把州郡兵都罢除了，一旦发生战乱，就不好收拾。惠帝永宁以后，八王之乱等战祸果然接踵而起，应了山涛的话。这里有一个山涛的话，说于何时的问题。
《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所记的事相似，但时间不同。《名士传》所记是平吴前的事。《晋书》三《武帝纪》记讲武、平吴与山涛卒年云："泰始九年（公元二七三年）十一月丁酉，临宣武现，大阅诸军，甲辰乃罢。
《泰始）十年十一月庚午，帝临宣武观，大阅渚军。
咸宁元年（公元二七五年）十一月癸亥，大阅于宣武观，至于己已。
(咸宁三年十一月丙戌，帝临宣武观，大阅，至于壬辰．
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三月壬申，孙皓降。
【太康）四年正月戊午，司徒！]]涛又《晋书》四三《山涛传》记山涛任少傅及转迂吋间云；
"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太康初，迁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选如故。"
奉始、咸宁年间，晋武帝的讲武，正是为了太康元年对孙吴的用兵。而孙吴平定以后，晋武帝以为天下为一，诸州无事，于是罢州郡兵，以示天下大安。《武帝纪》在太康元年平吴后，未再记载阅兵讲武之事。山涛虽死于太康四年，即吴平后三年，然而山涛所论"用兵本意"，被武帝称之为"山少傅名言"《见上引《名士传》〉，而山涛任少傅，据《山涛传》,是在咸宁初。到太康元年平吴之前，他已不是少傅，而垦右仆射了。如果山涛的话是在平吴、罢兵以后说的，武帝就应说是"山仆射名言"，而不会说是"山少傅名言"。
尤有进者，据《名士传》，山涛是"与尚书卢欽言及用兵本意"（注意"用"字前无"孙吴"二字。而《晋书》四四《卢钦传》记卢钦为尚书及卒年云："人为尚书仆射，咸宁四年卒。"
咸宁四年为公元二七八年，平吴前二年。这年卢钦既死，自不可能在平吴、罢州郡兵之后，与山涛言及用兵本意。《山涛传》记吴平后卢钦仍然存在，显然错了。
山涛以咸宁初为少傅，卢钦卒于咸宁四年，武帝谓山涛与卢钦所论用兵本意，为"山少傅名言"。将这数者综合起来看，可知《名士传》所记山涛之论，是在平吴之前咸宁年间所说。
《竹林七贤论》则谓山涛的话，为平吴、罢州郡兵以后所说，"用兵本意"之前，有"孙吴"二字。论中未提及卢钛，亦未提及武帝所云"山少傅名言"。《晋书》四三《山涛传》将《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所记合而为一，既置山涛之论于罢州郡兵后，又谓此论系与卢钦所谈。其言云："吴平之后，帝沼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稍。于时咸以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屡有变难，寇贼焱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
这显然错了。《卢钦传》记卢钦死于咸宁四年，而此传却说吴平之后，卢钦犹存；《名士传》记武帝的话为"山
少傳名言"，而此传记武帝的话，却易为"天下名言"。
矛盾显而易见。
《资治通鉴》八一《晋纪》在武帝太康元年末记载此事，采用的是《竹林七贤论》的说法。其言云：
"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剌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此诏全文见刘昭《续汉书百官志注》引。）……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胡注引《考异》曰：《涛传》云"与卢钛论之"。按钦，咸宁四年三月已卒。》帝不听。及永宁以后，盗賊群起，州郡无备，子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
司马光是谨慎的，没有用《晋书，山涛传》的记述。但《名士传》所记，无可否认。山涛应讲过两次，第一次在平旲前，即在咸宁初年为少傅之时。因为有见于晋武帝阅军讲武，不忘平旲，故与卢钦言及"为国者不可以忘战"。此话符合武帝讲武本意，所以，武帝称之为"山少傅名言"。平吴之后，武帝罢去了州郡兵，因为京师还在讲武，山涛借此又论及"孙吴用兵本意"。意为当年讲武，目的在用兵于孙吴。孙吴虽平，不能以为天下就此大安。为国者始终不可以忘战，州郡武备不宜罢除。然而，武帝这次不听了。武帝不听是有原因的，他已经封了许多王国，王国是有武备的。
罢州郡兵不是全罢。《晋书》五七《陶璜传》略云："吴既平，普减州郡兵，璜上言曰：'臣（在交州）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从之。"
陶璜为交州牧，他上言州兵未宜约损，提及的州，除交州外，尚有广州及宁州的兴古。这些州的州兵是未罢除的。人数可以注意，陶璜所率交州兵原为七千余人，现存才二千四百余人。这仅及封国中次国的军队人数。
(二）分封诸王
在平吴之前，晋武帝已经把分封制度付之实行。《三国志，魏志》四《陈留王奂传》云：咸熙元年（公元二六四年）五月庚申，相国晋王（司马炎）奏复五等爵。"
司马朗说的"今虽五等未可复"，现在恢复了。这是魏末司马炎做晋王时候的事。
与"复五等爵"有关的人物是裴秀。《晋书》三五《裴秀传》略云：
"裴秀，河东闻喜人也。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渡辽将军併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曰：(秀）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魏咸熙初，厘革宪司，时荀觊定礼仪，贾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议立五等之爵，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武帝既即王位，拜尚书令、右光禄大夫，与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俱开府，加给事中。秀僑学洽闻，且留心政事，当掸代之际，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
据此可知裴秀是"复五等爵"的设计者与主持者。在他提议下，"自骑督巳上六百余人皆封"。
裴氏是河东郡的世家大族。裴秀之父魏尚书令裴潜，在《三国志，魏志》中有传（卷二三）。此传裴注引《魏略》说到裴秀之祖裴茂，其言云："潜世为著姓，父茂，仕灵帝时，历县令、郡守、尚书。建安初，以奉使率导关中诸将讨李傕有功，封列侯。潜少不修细行，由此为父所不礼。"
《魏略》继续说到后来裴潜"折节仕进，虽多所更历，清省恪然。…一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于石奋。其履检校度，自魏兴少能及者。"
裴秀主持"复五等爵''，与他的阶级出身一世族，与他的"家教上下相奉"，都很协调。他可说是晋武帝周围主张恢复封建制度的人物的代表。
《裴养传》说到司马炎封晋王，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与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俱开府"。这说明裴秀、王沈、贾充是司马炎手下三个最得力的人物。贾充事迹在前篇《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中已经述及。关于王沈，据《晋书》三九《王沈传》云：
"王沈，太原晋阳人也。祖柔，汉匈奴中郎将。父机，魏东郡太守。沈少孤，养于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继母、寡嫂，以孝义称。好书，善属文。时瑰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籙属文，号沈为'文鎔先生'，秀为"僳林文人'。及髙贵乡公将攻文帝（司马昭〉，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沈以才望名显当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皆与沈谘谋焉。"
太原王氏为东汉形成的世家大族之一，与琅邪王氏齐名。王沈少以孝义著称，在朝为官，与裴秀同以文才为高贵乡公所赏识。然而，在政治上，他与裴秀都站在司马氏一边。离贵乡公要杀司马昭，把计谋告诉了他和王业，他和王业竟走告司马昭。西晋创业，杀高贵乡公是关键性的一著，此著王沈、贾充立了大功。《晋书》四〇《贾充传》云-
"泰始中人为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
贾充、裴秀、王沈是"亡魏成晋"的主要人物。但是对西晋来说，这三人的功迹并不相同。裴秀的功迹主要在复五等爵上。《晋书》一四《地理志上》具体记载了裴秀建立的"五等之制"，其言云："晋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其余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户，地方西十里。"
裴秀所建五等之制，邑万户的只有安平郡公司马孚一人。他虽然是公，制度如魏诸王。即以郡〈安平）为国。其余的公称"县公"，即以县为国。侯以下所谓"侯邑"、"伯邑''、"子邑"、"男邑"，地方、户数又在县公以下了。五等之制是在魏元帝咸熙元年恢复，第二年，司马炎度魏元帝，自己做了皇帝，改元泰始。此年分封渚王。《晋书，地理志上》续云："武帝泰始元年（公元二六五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
泰始元年的封王，改变了上年以"五等之制"为内容的封建制度，所谓"罢五等之制"是也。新制封国实际只有王、公、侯三等，伯、子、男在支庶以土推恩受封中，才可见到。新制所封主要是同姓王，异姓不能封王而只能封郡公、郡侯。而旧制是骑督以上皆封。新制规定了大、中、小王国的军队数额，郡公制度如小国王。新制是"以郡为国"。亦有县王，制度如郡侯。这在《晋书》二四《职官志》中写得较详。其言云："有司奏，从诸王公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为大国，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为次国，其余为小国，皆制所近县益满万户。又为郡公制度如小国王，亦中尉领兵。都侯如不满五千户王，置一军—千一百人，亦中尉领之。于时，唯特增鲁公国户邑，追进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为郡公，钜平侯羊祜为南城郡侯。又南宫王丞、随王万各于泰始中封为县王。邑千户，至是改正县王增邑为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军。自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而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属至牵，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小国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为男，非此皆不得封。……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军。"
新制就以郡为国来说，与东汉郡国志下所谓"国"并无区别。但新制规定了王、公、侯国的领兵制度，以王国而论，大国兵五千人，次国兵三千人，小国也有一千五百人。郡公领兵如小国，一千五百人。郡侯兵一千一百人。县王领兵如郡侯，一千一百人。而陶璜为交州牧，有兵为二千四百二十人。两相比较，封国的军队是不少的。
太康元年平吴后，晋武帝罢去州郡兵，而封国的军队仍存。晋所封王国，大国有五，次国有六，加上小国，国数虽然远不及郡县为多，但州郡兵既已罢除，封国的军队就是一支支不小的力量。泰始元年初封诸王时，"王不之国"咸宁三年，因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之言，才派遣诸王到自己的封国中去。不去的"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晋书，职官志》〉
太康十年，刘颂上疏谈到国容、军容的问题。《晋书》四六《刘颂传》略云："除淮南相，颂上疏曰：'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践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同郎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宜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案《通鉴》系刘頌上琉事于太康十年末）
刘顷认为晋武帝的分封"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国虽大到"周环近将千里"，而"臣耻其位，莫有安志"。他所谓"无成国之制"，指军事实力寡弱。他以为如果要使封王都能安其志，守其国，便"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诸王的军事实力。又以为"宜渐而备之，不得顿设"。刘颂的话，反映了西晋统治阶级的一种逐步恢复古代封国制度（刘颂所谓"古典"、"古之诸侯"）的思想。
自分封制实行，州郡兵罢除后，在地方上，只是封国有军队，而州郡只有武吏。封国的军队虽然因为袭封的规定，不是固定不变的，但都能"以一军为常"〈《晋书，职官志》〕。八王之乱，诸王所凭藉的，就是他们的"面兵"。如《普书》五九《长沙王乂传》略云："(楚王;玮既诛，乂以同母，貶为常山王。三王之举义也，乂率国兵应之。"
此为率国兵参加叛乱。《晋书》五九《东海王越传》云-"以东海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卫将军，领国兵数百人宿卫。"
此为用国兵为皇帝(：怀帝）的宿卫兵。
州郡由皇帝控制，封国属于诸王。八王之乱所以乱到西晋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无武备，而封国则有军队。山涛死前，封建制度已经实行。他说为
国者不可以忘战，州郡不宜去兵，是看到了诸王一旦发动战争，朝廷将无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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