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内和有田在日本议会宣布他们的对华政策，仍然是以全力支持所谓“汪政权”。我现在要告诉米内有田和日本国民，“汪政权”是什么？我也希望我们中国国民，看清楚所谓“新政权”的内容。中日两国国民，要想取得真正的和平，必须一脚踢开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这种条件之下树立起来的所谓“新中央政府”。
一、日汪条件之苛酷与虚伪日汪协定的内容，无论文字上怎样修改和装饰，简单率直的说，日本对于中国，想要并吞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换句话说，日本对中国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上达天空的气象，下抵地里的矿藏，中则由东以至西北，由领海以至于内河，无不占有，无不控制，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内蒙控制华北，以华北控制华中，以华中控制华南。由地方面看，他要化华南为华中，化华中为华北，化华北为内蒙，化内蒙为满洲，化满洲为朝鲜。
日本对于太平洋上的列强，则以长城线，正太胶济线以至于陇海线为对俄作战的三道防线，驻华日军，他又占用海南岛、三灶岛，东沙岛，西沙岛、南鹏岛，大隗岛，厦门以为日本海军根据地，控制广闽，包围香港，压迫广州湾，对抗海防与新加坡，窥伺菲律宾。
其经济的手段，则对于中国资源与各种企业，以独占、合办、协力的方法，不论中国人愿意不愿意，一律加以支配。其经济的力量，并不来自日本；他的办法是搜括中国财政的收入，以为日本在中国经营各种事业的投资。
在思想方面，日本恐怕中国人感觉他敲骨吸髓的痛苦，将来必起反抗，乃对文化教育加以统制，他要从生理到心理，彻底统治中国的国民。
日方已经由汪兆铭先生之手，提出他对于中国的全部要求。比之于今日以前及今日以后，日本军队及特务人员已经造成或将要造成的“事实”，万一有些让步，他在“要纲”的前面：郑重声明两点：第一点是普通的既成事实，应依“要纲”所定的原则，慢慢调整。第二点是特殊事态，必须至和平恢复，依情势的发展，再加调整，这就是说，假如“既成事实”比照原则应当让步，日方仍要坚持“既成事实”，不使变更，最多只能将普通的事实慢慢的调整一下。除这两点原则规定之外，在附件之中处处申述“既成事实”应当继承或继续，于是所谓“要纲”，虽经过多月的谈判签字立约，依然是一个虚伪的条文，在日方的本意，不外乎要“汪政权”承认既成事实，化为条约及国内法。一月三日，我离开上海时，留信给汪先生说道：“今日组府，不过使不平等不独立不自由之条件化为法律，不过使亡国之既成事实化为条件，此外有何意义？”这几句话，正点明日本提出所谓“要纲”而促成汪先生“组府”的一片用心。
二、“新政权”之割裂与空虚日本军人寻不着结束中日战争的方法，为了欺瞒日本国民，乃欲造一个“中央政府”而与之缔结和约。日本仍然没有比他们制造“满州国”的手段不同的新手段。汪先生在他们手段之下，不过是一个溥仪，周佛海去年四月间也曾对我说过：“日本要找一个溥仪，那有比汪先生再好的溥仪？”换句话说，日本军人并没有雅量，让所谓“汪政权”有自存的力量，乃至于有执行和约的能力，他们一方面天天宣传所谓“树立新中央政权”，一方面天天加强华北的特殊化，加强“湖北省政府”的组织，加强“广州维持会”并保障“维新政府”的人事和政务，不许变更；他们务必使汪即上台，依然是赤手空人，毫没有权，没有力，没有余地，来取得“要纲”给与的一点便利，一点优惠，假如其中有一点便利和优惠。
一个政府，有两种现实的物质的基础，一种是经济财政，一种是军事力量，有谓“新中央政权”的经济财政基础在那里呢？华北的经济行政，由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主持而得以便宜处置，华北的经济事业，操在“华北开发公司”这一类独占组织之手，“新政权”都不能过问；华中的经济行政，受“中日经济协议机关”的影响，而经济事业操在“华中振兴公司”一类独占组织手里，没有一点经济力量留给中国人。自财政金融政策，全要日方“协助”，不能自主的规定，华北的关口统税，规定全部或大部为“华北政委会”充作日本对华北的投资。华中的财政收入，现在全在日人掌握之中，要“新政权”履行并允诺许多条件之后，才可以用借款方式发还一点。“新中央”的新财政部长的新猷，据我个人截至一月三日正午搭船为止所知，不过是希望日方拨还关余四千万元，日方又说关余不多，他只得要求日方五千万元的借款，其实借款仍旧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一切财源都在日人手中，除了仰其鼻息之外，“新政权”连开张也不能开张，至于开张以后，拿什么过日子，那就要看“新财长”去年五月早已答应“欣然要请”的日人财政顾问的无边的法力了！
说到军事力量，汪先生初出重庆的时候，据梅忠平报告，日方允许拨给军械让汪先生训练军队四十个师团，后来汪先生及其干部从没有再见日方说过这样慷慨的话；去年九月，王克敏告诉汪先生干部某君道：“当初日本请我们出来，也答应过可以训练十师军队，上台以后，这话就没有了。”可想的所谓“中央军官团”，即他们认为可以统一中国的基本武力者，千难万难，才招了一批，再没有第二批可招。其枪械则不发，有制服则不许穿着出团部之门，其青天白日旗则不许竖立，其青天白日帽章则制成之后，锁进箱笼，不许戴，其教练用器，只有步枪，即二口径的小炮都不许团员见面，一切团务都要受一位日人少佐教官的支配，那中将教育长，每次要低首下心于此少佐公指示之下，这么“受友邦协助令人感激”的军事训练机关，据说那所谓第一集团军，连步枪都是希世奇珍，而其支配者，乃是日人“军曹”地位的宪兵，军曹与中国之上士同级，是大家都知道的。
将来“新中央”成立之后，守卫及警备，仍仰仗日本军队和宪兵，除非能够死心塌地，把日本军队当做自己的亲军，把日本宪兵看做自己卫士，谁能否认这个“政府”是日本枪杆之下的政府？任援道本有几千卫队，陈群手下也有些警察，因为他们要作“军政部长”“内政部长”一度为周（佛海）丁（默村）所阻碍，他们便离心离德，汪先生进京，只好仍然请教日本宪兵了。
日本允许于“和平”恢复后，随治安之确立、于二年内撤兵：假定“新中央”成立之后，一年而“和平”认为恢复，两年而治安认为确立，则此“新中央”已由日军看守至三年之久，何况日本要求南京为维持治安驻兵地点之一，此“新中央”即令再过三年，成为“旧中央”，也不能离开日本军宪一步。日本军宪挟持之下的政府，还讲什么“独立自由”？这不是上欺祖宗，下瞒儿孙的话么？
现在“临时”和“维新”政府行政实况，可以供我们参考，“政府”不能指挥省政府，省政府不能指挥县政府。上级机关不能指挥下级机关，甚至长官不能支配僚属，日方各级特务机关有联络有控制，中国人无联络无控制，一科之中有一个日人，一科便受其指挥；一部中有一位日籍官员，一部便受其牵制；日人的名义叫做顾问，叫做联络专员，叫做什么都不相干，所谓“新中央”不过是一“维新政府”的扩大，当然不能把这种实况改革一新，何况在密约上还有多种多样的日籍顾问职员！
负责的长官家里，驻有日本宪兵，出门一步都有宪兵陪坐，到了上海，只可以住虹口，如果这位长官要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去，都要宪兵知道，每天晚上，宪兵把他的言行往来作成三份报告，一份到宪兵司令部，一份到特务机关，一份到军司令那儿去，重要的长官总有儿子或近亲“留学”日本，我那两位十几年老友，虽还没有上南京任部长，儿子已由一位日本少尉陪往东京了；他们以为日本优待他们的子弟，当做“王子”一样的待遇，他们不知道北平南京许多要人的子弟，一样的都在东京作质子。
三、日本的交卷主义这种条件之下，成立这样的“政府”，于中国固然有损，于日本却也无益；我现在说明日本方面受不着实益这一点。
依国民的常识，政治的常理，外交的常道，日本对于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澈底的征服，一条路是及时的讲和。日本要征服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他要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自东海，西到西藏，都驻兵，都遣吏：姑无论他现在有没有充分的国力，即令把国力用尽，勉强做到，他再拿什么力量以与列强角逐于世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
日本明白不能征服中国，日本国内，充满了“结束事变”的要求，日本国民切望中日战争及早停止，及早解决，他们消极的想节省更大更多，以致日本国力不能支持的消耗，他们积极的想趁欧战未停的今日，了结中日事变，发展国外贸易，扩大国外市场。这样迫切的要求，已使日本朝野各方改变了过去两年半以来的观感。日本的政党，产业界，以至于海军，陆军的统制派都感染了这种迫切要求的影响。
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延长战争呢，还是结束战争呢？当然，他们都想结束战争，都不愿意延长战争，什么“一一六宣言”，什么“近卫声明”在日本国内渐渐无人感觉兴趣，都渐渐无人理会。“汪政权”究竟能不能结束事变呢？这个很容易看透的问题，在日本国内渐渐被人看透了。
很明白的，“汪政权”并不能下一度有效的命令，叫中国任何一师一团军队停止战斗行为，如此这般的“政府”，怎能够与日本政府商量结束战争？从日本方面看来“汪政权”，不独不能助成日本少出一师团，或多撤一联队的军队，并且成为日本的一种多余的负担。日本人向来把钱看得大的，汪派未上台以前，日本要供给活动费，早有不少的日本人说是“不经济”，还有一些日本人说“钱用得不得法”。上台时，日本如不借款，便开张也是困难，走路要日人预备飞机车辆船只，出门要日人布置哨兵岗位，住居要他们占房屋腾房屋，日人这样的服侍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无非要汪派拉军队，找名流。到如今，军队没有一支，名流没有一个，已来的人普遍的怠工——国民良心未泯灭——再加以不断的涣散！国民良心发动的涣散，这样的集团组府以后，自存的能力都没有，那有力量结束中日战争！日本岂不明知他们如果以全力支持这个“新政权”，不外乎延长战争，于是乎去年九十月间，日本社会里面已出现有力的“汪政权不必要论”，自今年一月起，日本言论界已从捧汪一变而为轻汪了。
日本果然要延长战争，打下去好了，无需乎任何傀儡，更无需乎“新中央政权”。日本果然要结束战争，任何傀儡不独无益，而且有碍。“新中央”也并不比“临时”或“维新”更有用场。现在，日本军人已经吹响了法螺，组府也不好，不组也不好，日本对于“新中央”的无可奈何，反映为汪先生及其集团在沪西的不生不死。
然而板垣派，尤其板垣之下影佐一支，为什么要汪先生上台呢？他们在近卫声明的时候，进了场闱，抄了题目，到现在，他们无论是黑卷也好，白卷也好，总免不了一套，卷虽要交，日期却有问题。如若交卷有碍于日本的外交，或有害于和平前途，他们也只好延宕。去年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今年一月一日，都是影佐周佛海拟下的交卷之期，可是一期延一期，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研究如何，仍然只有天晓得。影佐以“新政权”导演的资格，当然不能自己开口叫他们延期，他只有运用喜多原田促使王、梁横生阻碍；这个事实，任何人当下可以看得明白，不明白的只有汪周梅三人而已。
板垣一派以外，各方面的日本人都知道，这本卷子还没有交上去，已经无用，要结束事变，必须另想途径。就在板垣一派里面，一样的在另寻途径，在参谋本部内，接任影佐职务的某人对人说道：“汪派极好办，新政府不成问题，可是解决中国问题，还须另找办法。”听这句话的人赶紧告诉我，我却不愿告诉汪先生，因为不明白日本人真实的心境。
板垣之下；影佐总是全力支持“汪政权”的吧，但是影佐也没有准备在汪派失败之时切腹自杀，他也在预备第二本卷子，他正在制造一个青年团以与汪派对立，他的机关之内，某人正在支持陈中孚的“新同盟会”以与汪派为难，周佛海问他为什么帮助陈中孚，影佐答复是“他糊涂”。犹之乎周问影佐说：“喜多原田昨晚为什么叫王、梁反对中政会？”影佐答道：“昨晚喜多原田喝醉酒。”周相信，汪先生也会相信。
日本各方面都在另寻途径，不过另外的途径暂时寻找不出来，日本一面要结束战争，一面又不肯放弃侵略政策及征服梦想，其结果只有自造梦境，指着某某为中国政权，而与之缔结全部包含日本军人理想的和约，名之曰“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他们先交这一卷，以后再交别的卷，只可惜汪先生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以及天赋的自由权，都随着这一卷交进去了。
四、汪派的心境在这样勉强又勉强，无赖又无赖的状况之下，周梅诸君，以至于汪先生夫妇的心境，是不是还有很高的兴致去到南京成立其所谓“国民政府”呢？我很痛心，很率直的说：“他们的兴致不好，尤其是汪先生的兴致甚低。”
中日之间，现在继续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民族斗争里，无论是战是和，必须保我森严的壁垒、坚强的阵容。在民族壁垒的后面，战可以坚持，和可以对等，为了民族的壁垒，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要保持自己的经济力量．又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的理想。因此“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如果一人一派，失落了民族的壁垒，不独妨害民族国家，抑且终为民族斗争中的牺牲者，国家对于这种牺牲永不会有一点儿同情。
汪先生及周梅诸君的错误，就是失去了民族的壁垒，他们走进了日本军队宪兵的后方；想在日营里面和日帅讲和，且幻想可以得到独立自由的条件。成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于不可救药。
由于一念之差，便发生心境上各种的变态，在四个月出生入死的生活中，我窥察他们一群的心理，有时写下一些笔记，下一段是写傀儡的构成：
“其始也觉日人之易与，其继也觉日人之可亲，其终也始发见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则亦惟有顺从之惟恐不及，极其所至，不用思想，不用考虑，只以日方之结论，不复念及其所以达此结论之理论与理由。”
他们往往笑王梁俯首听命于喜多原田，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一样听影佐的话，下面一段专写此事：
“影喜则喜，影忧则忧，影伪喜而彼则真喜，影伪忧则彼真戚然以忧矣，彼等今日感于影之泪，他们上台，则影脸一变，或被召回国而继之以为特务长者，必较喜多原田对待王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久而久之，他们的修养就到了，“从影所欲小路矩”的上乘的境界，反之，其对于中国人则不然，我曾记过：
“由于羞见畏见中国人，乃浸假而恶见中国人，其终乃恨见中国人，久之，乃只信日方，只信日方，所引见之中国人，以为非此无以为友也。乃至于医师、卫士、记者、妓女，惟日籍者始为可信可亲可爱，反之，其对于爱国之同胞，不肯或尚未臣奴于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者，只有一念曰“杀”，于是乎堂皇之伟大人物，一化而为丁默村，除丁默村之贼杀行为以外，吾不复发见周梅有何种之政策与政术，彼以为天下人有钱可买，而有枪可伏，彼不知今日之事，乃民族斗争，一般人虽为生活或人事之拖牵而受钱，然良心未泯者，莫不怠工，良心已泯者，本无工可作，至于枪，则老子有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彼乃不知也？”
丁默村及其部下，也并不是居心杀人，他们曾屡次建言于周佛海说过：“杀人要适可而止，否则国人的反感可怕”，我曾写此事道：
“彼用有泪之人也，而亦有血，彼惟缺骨而已，基于骨之缺乏，乃至于事事以日人为可信可亲，不复记忆日本军队现正在战场之上向我同胞之军民开炮，于是送子为质于东京，留家为质于沪西，再欲自异于王梁。或欲自拔于侪类，而亦无由拔起，则惟有鼓起自杀自戕之心理，一不做二不休，只恐朋友之不同流，惟恐同胞之不下水，尤恐妻孥子女不甘心为日本之臣奴，于是其初则颓唐浪漫怠工，其终则鼓勇以迈进，此其中有多少之血泪以与其工作相拒，吾至今始知石敬塘、张邦昌、刘豫、史天佐皆并无快乐逍遥之心境，未必由于不得已，以至于得已亦不得已也。”
我痛心的希望国人能够挥泪救出他们来，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澈底的悔恨，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转一念以脱离日本军人的役使。
五、条件与政权总之，我们对于所谓“新政权”，一方面要看敌人条件之苛酷与广泛，在这条件之下，“新政权”只是化既成事实为条件，再使条件为法律的一具助人亡我的机器。
他方面，我们要看清楚，纵令日方的条件好，这样不能自存不能自立的“政府”，在日方军队宪警扶持之下，他只能够“送”，不能够“取”，即令日方的条件好，他们也无力量收得回来。
日本方面看见“新政权”决无能力，以结束事变，在国际外交上，在对华政策上，“新政权”是一个障碍，至少也丝毫没有裨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新政权”终必为日方所废弃。
即令现在的时机很晚，我仍然挥我的血泪，希望汪先生及周梅诸君悬崖勒马，放弃如此条件之下的一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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