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将有政治变动在欧战大作，又要把地中海和太平洋都卷进漩涡的今天，日本政局将有变动。变动的前奏，一件是汤浅辞去内大臣，一件是“一国一党”运动再度抬头，而近卫似有出任新党首领的可能性。
这个变动的内在的要求有二：一是日本不得不积极应付大战，一是日本不得不去谋中日战事的结束，新党运动如果成功，是不是可以满足这些要求，近卫是不是能够解除这些要求所自有的困难，本文就我所耳闻目见，加以叙述，并予以推论。
二、“不扩大方针”及其放弃中日的战事，是在近卫内阁手上发动的，芦沟桥事变以后，近卫内阁对于战事取“不扩大方针”，淞沪战事既起，近卫仍申明其“不扩大方针”，在北方他想打到太原、彰德、德州，告一段落，在中部他想以一个师团之力，占领上海市郊为止。他想以如此之军事，压迫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这便是所谓“不扩大方针”的内容。
淞沪战争绵延三个月，日本用兵加到七师团之多，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南京陷落，近卫内阁议决攻击南京，乃是十一月下旬的事情，当时的情况，是日本出征军人已成了没有笼头的野马，决不是内阁所能驾驭，同时中国政府早已认定“大战一开，则中途妥协即是灭亡”，早已下了贯彻到底的决心。
近卫内阁到此时还不肯放弃“不扩大方针”。他中途又把战局拖延至次年春末，他改组内阁，冶宇垣与板垣于一炉。旋又开“五相会议”，以集中权力，在近卫的用意，想借板垣入阁，以为控制出征军队之地步，而贯彻“不扩大方针”这个用意，随宇垣与板垣的斗争激化而失败，代起者乃是板垣的“长期战争与长期建设”的主张，九月末宇垣下野，十二三日近卫内阁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发明，到了这时，近卫不独没有笼络住野马军人，反被军人拖入更深的泥沼，所谓“不扩大方针”不独没有贯彻，反成为批评攻击的目标，温和派责他附和军人，军人则责他以“不扩大方针”延宕了战事，近卫的声望因而受了莫大的挫折。
三、近卫与“汪集团”
正在这个时候，近卫板垣找着了汪系，以为汪如出马，可以“收拾中国的时局”，执行其所谓“长期建设”，而完成其所谓“东亚新秩序”。近卫乃发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声明，“汪方”则发表“艳电”相呼应。
近卫左右的政客建议近卫去职，以“急流勇退”的手段，保全“令名”，在近卫当时的意思，如若“汪系”成功，他仍可再出组阁，这个意思，他屡次传达于“汪系”，预定日期在二十八年的秋冬。在“汪”的方面，以为拉住了一个近卫，可以超越一切奸伪，大摇大摆以收意外的成功，这种“托身”之意，遂使周梅等于去年五六月之间，冒冒失失，跑到东京，惹起日本人士的轻蔑。
“汪系”是不是可以“收拾时局”，月复一月，有不动的事实可以证明。他们没有一兵一卒，也叫不动一旅一师，他们没有民心，并且饱受国民的斥责，去年秋冬之际，近卫不独放弃组阁之想，其焦虑悲观可以想见。
在这时候，不独近卫想置身事外，便是近卫左右的少壮知识份子，除犬养健留沪应付而外，也一便一个抽身，这有事实可考，并有姓名可指，说来很多，不必其陈。不独近卫如此，板垣亦然，自汪伪府成立以后，阿部入宁，板垣“金蝉退壳”，不再支持“汪系”。
四、敌情的变化这是为了什么？“汪伪政权”不能结束中日的战争，反而延长“中日的战事”，这种事实，终竟骗不过日本的国民。近卫为人悻悻自好，为少壮军人所认为最后的法宝，而日本一般人士把他看做西园寺之后的元老，他自己也以后继元老自居，他既以“收拾中国事变”自居，他当然不会为了汪伪的烟幕，反使战事延长，他如果再与“汪”同进，他更要失掉人望，他当然想打开新的途径了。
然而新的途径，不易寻求，日本军人要收获在华侵略战的“战果”，中国国民军要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双方的距离，不独很远，并且随战事的延长与扩大，越来越远。在这种形势之下，收拾中日的战局，决不可能。
日本军人的野心，构成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大纲”，在中国四万万人里面，同意者便失却中国的民心，乃至国籍，也就不会有力量“收拾时局”，日本军人要收获他们侵略战的果实，只有抗战到底，中国方面要保卫领土主权也只有抗战到底。
与近卫呼应的“汪集团”，已经跟随日本军人去了，其作用至多不过日本的宣抚班和维特会，近卫如若再循旧来的政策，以全力支持汪伪“政权”，则近卫也不过是平沼，阿部，米内一样，结束不了“事变”。又何必多此所谓“一国一党”运动之一举？
近卫内阁最后一着，经平沼，阿部，米内三任内阁的努力和试验，已经失败了，日本国民不独不满意于这三任内阁，且曾向“近卫声明”的本身放了一矢，这就是所谓斋藤事件。自斋藤事件以后，“近卫声明”勉强统一的国论又复动摇，在疑虑与紊乱之中，现在的政党都陷于破碎的的境遇，一党运动在这个境遇之中，始有可能；而一党运动所构成的一党，如仍弹“近卫声明”的老调，必不能使日本的政党面目一新，也就必归于失败，决无可疑。
在国际情形的一方面，日本已濒于“介入”欧战的深渊，日本如欲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介入欧战，以求免于欧战结果以后凄凉的孤立，日本如不解决中国问题，则中日战争必然与世界大战相与联系，其事势之所至，仍为“介入”。
日本要参战，必须停止或减少中国的牵制，换句话说，必须“结束中国事变”，中国事变如不能结束，则日本亦不能坐视欧洲的决战，“故步自封”以自致于世界大战之后，又坐受国际的谈判，其事态的严重，将远过一九二二年。
何况日本军人，还有南进的野心，而日本“南进”至少也要“北守”，现在“北守”已不可能，百万大兵饱受中国抗战的牵制。
如此苦闷，如此循环，决不是拘守“近卫声明”的平沼阿部米内一类的内阁，所能打破的。
日本如果不顾一切，“介入”欧战，必然参加德义一方，日本如参加德义，自必有所贡献于德义的战局，他必须威胁荷印，并威胁英法在东方的领地，以牵制英法的实力。这样一来，他立刻把大战延到太平洋，日美斗争必难幸免，这时使日本要消耗加倍的武力，同时却减少甚至于停顿国际的贸易，日本不啻以贫弱之人遍打四面的邻居，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是“孤注一掷”，而本钱是否可以收回，都茫无把握。
因之，反对“介入”者，仍恪守不介入政策，想乘欧战扩大的时机，争取英美法方面一步的退让，阿部与米内两任内阁，都是这样的。
一党运动所构成的新党，是不是打破“不介入”政策，而一逞军人的野心呢？如果是的，这新党有什么样的魄力和能力，结束中日战争，抽出日本的武力，缓和日本的困穷，以应付大战？如果不是的，则新党的对外方针，依然与阿部米内一样的无力。
五、新政策又是什么？
日本现正要求新政策，以打开难关，因此而有一党运动的机缘，可是近卫贻留那个旧政策给平沼阿部米内三任内阁的人，他如果仍守着旧政策，他只有追随这三人的覆辙，如果他定下新政策，新政策又是否可以见诸实施。
近卫的新政策，尚未可知，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他必不再以全力支持汪伪“政权”，他必不肯担当他左右的政客所不肯担当的老而无用的任务，去欺哄一般看透了烟幕无用的国民，去延长中日战争，以耗尽日本的国力，坐失应付欧战的时机。
在近卫和汪的联系这一点上，新党必然有一度的改变，可是不支持“汪”又怎样呢？
汪伪组织是建立于日本的一个根本矛盾之上的，日本国民要求结束战争，日本军人要求保“战果”，在客观事实上，日本军人要求收获“战果”，只有战到底；日本国民要结束战争，就只有退出中国领土以内的侵略军，两个相反的极端，日本政府和军部无法调和，于是近卫内阁幻想以为可以结束战争的“汪系”，一变而成为阿部米内内阁欺哄日本国民的烟幕，近卫在去年不愿出马以支持这个烟幕，可是今后他就能够以集权的新党为后援，揭破烟幕，而对现实吗？在上述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的时期，他主观上断乎无此魄力，而客观上不易有此可能。
近卫对于军人，想随顺他们，而相机约束，但是这不过是个主观的观念，他没有魄力和能力把这个观念实现于事实。他前年组阁时期，“不扩大方针”被军人拉成“扩大方针”，他以后必然又让“结束战争”被军人拉成“延长战果”。
中日战事延长，则日本“南进北守”的要求，便无法顺利着手。欧战结束，依于战术的进步，决不会再有四年之长，日本的国力决不够打尽了中国领土，再打南洋，何况日本军队再打华西，中国的抗战依旧不会结束。
“存在决定意识”，陷入矛盾的日本，不会忽然产出一个伟大的新党。制造矛盾的近卫，也不会忽然化为解除矛盾的英雄。由苦闷而产生新党运动，其所形成的新党，决难打破苦闷，新党运动所促成的政变如果实现，最可能的只有一面使日本停留于中国抗战的泥沼，而一面又驱日本走进国际战争的漩涡。以近卫为首领的新党，恐怕仍然只有拿虚伪的“日汪条约”诈欺日本国民，说“中国事变结束了”，同时驱迫日本国民再出血汗，以应付国际战争，直到日本国家毁灭为止。
如若近卫不愿意这样做，他仍然是阿部米内的尾声，其结果东未成而西亦不就，虎头于始而蛇尾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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