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翁文集
自圣学不传，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之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干禄利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词章愈丽，议论愈高，而其德业事功之实，愈无以逮乎古人。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也。（《福州州学经史阁记》。）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矣。然心之为体，不可以闻见得，不可以思虑求，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谓之无物则日用之间无适而非是也。君子于此，亦将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必勿忘，勿助长」，则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为体，必将膫然有见乎参倚之间，而无一息之不存矣。（《存斋记》。）
若如所谓「当应事然后思是事之理，当接物然后思是物之理」，则恐思之有豫而无所及。若豫讲之，则又陷于所谓「出位而思，念虑纷扰」之病。窃意用力之久，必有说以处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复之。（《答程次卿》。）
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则参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无两样工夫也。（《答陈才卿》。）
如释氏擎拳竖拂、运水般柴之说，岂不见此心，岂不识此心！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正谓不见天理，而专认此心以为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尔。前辈有言「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盖谓此也。（《答张敬夫》。）
邵子又谓「心者，性之郛廓」，乃为近之，但其语意未免太粗。须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无病尔。所谓「察识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说是也。然亦须知所谓识心，非徒欲识此心之精灵知觉也，乃欲识此心之义理精徽尔。（《答姜叔权》。）
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所谓格物致知，亦曰如此而已矣。此《大学》一书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国平天下为君相之事，而学者无与焉，则内外之道，异本殊归，与经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颜回同道，岂必在位乃为为政邪！（《答江德功》。）
文字虽不可废，惟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熹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虽与彼中证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贪外虚内之失，则一而已。程子说：「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得天下万物。」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霸，将经世事业别做一个伎俩商量讲究，不亦误乎！
（梓材谨案：主一所纂此下一条，移入《东莱学案》。）
须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见天理流行活泼泼地。方要于此着意寻讨，便窒碍了。如说「先难」，只此二字，已见得为仁工夫。然于此处才有计较，便夹杂了。故才说上句，便说下句，以急救之。
来书亦于「智力」二字毕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义，宾中之主，铁中之金。若苦向这里觅道理，便落在「五霸假之」以下规模里，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源，斩钉截铁，便是正怕后人似此拖泥带水也。熹常语此间朋友：「孟子一生忍穷受饿，费尽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寻』四字。今日诸贤苦心劳力，费尽言语，只成就『枉尺直寻』四字，不知淆讹在甚么处！」此话无告诉处，只得仰屋浩叹也。
示谕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见得一大头脑分明，便于操舍之间有用力处。如实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里，不是谩说求其放心，实却茫茫无把捉处也。
来书谓伊川先生所云「内外不备」者为不然，盖无有能直内而不方外者，此论甚当。据此，正是熹所疑处。若使释氏果能「敬以直内」，则便能「义以方外」，便须有父子，有君臣，三纲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岂数者之外，别有所谓义乎﹖以此而观，伊川之语，可谓失之恕矣。然其不然，特老兄未之察尔。所谓直内者，亦谓其有心地一段工夫尔。但其用功却有不同处，故其发有差，他却全不管着，此所以无方外之一节也。固是有根株则必有枝叶，然五谷之根株则生五谷之枝叶华实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则生稊稗之枝叶华实而不可食，此则不同尔。朮以根株而愈疾，钩吻以根株而杀人，其所以杀人者，岂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以上《答吕子约》。）
百家谨案：此内外之辩。
涵养本原之功，诚易间断。然纔觉得间断，便是相续处。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积累将去，久之自然接续，打成一片尔。讲学工夫，亦是如此。莫论事之大小，理之浅深，但到目前，即与理会到底，久之自然浃洽贯通也。（《答方宾王》。）
前者所论，未尝欲专求息念，但以为不可一向专靠书册，故稍稍放教虚闲，务求亲切自己。然其无事之时，犹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杂扰，故又欲就此便加持养，立个主宰。其实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贯动静。但是无事时只是一直如此持养，有事处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内、方外之别，非以动静真为判然二物也。（《答余正叔》。）
学问临事不得力，固是静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动求静，又无此理。盖人之身心，动静二字，循环反复，无时不然。但常有此心，勿令忘失，则随动随静，无处不是用力处矣。（《答吴伯丰》。）
所论为学之意，善矣。然欲专务静坐，又恐堕落那一边去。只是虚着此心，随动随静，无时无处不致其戒谨恐惧之力，则自然主宰分明，义理昭著矣。然着个「戒谨恐惧」四字，已是压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绰提撕，令自省觉，便是工夫也。（《答潘子善》。）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变化，万物受命，虽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则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谓「反身而诚」，盖谓尽其所以得乎己之理，则知天下万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谓尽得我之知觉，则众人之知觉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也，故聚则有，散则无。若理，则初不为聚散而有无也。但有是理则有是气，苟气聚乎此，则其理亦命乎此尔，不得以水沤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谓「天地之功用，造化之」，张子所谓「二气之良能」，皆非性之谓也。故祭祀之礼，以类而感，以类而应，若性，则又岂有类之可言邪﹖然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故上蔡谓「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盖谓此也。然圣人之制祭祀也，设主立尸，萧灌鬯，或求之阴，或求之阳，无所不用其极，而犹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诚恻怛、精微恍惚之意，盖有圣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浅知见，执一而求也。岂曰一受其成形，则此性遂为吾有，虽死而犹不灭，截然自为一物，藏乎寂然一体之中，以俟夫子孙之求而时出以飨之邪﹖必如此说，则其界限之广狭，安顿之处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开辟以来，积至于今，其重并积迭，计已无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炉，人物生生，无少休息，是乃所谓实然之理，不忧其断灭也。今乃以一片大虚寂目之，而反认人物已死之知觉，谓之实然之理，岂不误哉！又圣贤所谓归全安死者，亦曰无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则可以无愧而死尔！非以为实有一物，可奉持而归之，然后吾之不断不灭者，得以晏然安处乎冥漠之中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是乃无所为而然者，与异端为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然后学者，正不可同日而语。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见为此之说，所以为说愈多而愈不可合也。
详来谕，正谓日用之间，别有一物，光辉闪烁，动荡流转，是即所谓「无极之真」，所谓「谷神不死」。二语皆来书所引。所谓「无位真人」，此释氏语，正谷神之酋长也。学者合下便要识得此物，而后将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为根本工夫。至于学问践履，零星凑合，则自是下一截事，与此粗细迥然不同。虽以颜子之初，仰高钻坚，瞻前忽后，亦是未见此物，故不得为实见尔。此其意则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则圣人设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语，直指此物，教人着紧体察，要令实见，着紧把捉，要常在目前，以为直截根原之计。而却都无此说，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复礼，一向就枝叶上零碎处做工夫，岂不误人枉费日力邪﹖《论》、《孟》之言，平易明白，固无此等玄妙之谈。虽以子思、周子吃紧为人，特着《中庸》、《太极》之书以明道体之极致，而其所说用工夫处，只说择善固执，学问思辨而笃行之，只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尝使人日用之间，必求见此天命之性、无极之真而固守之也。盖原此理之所自来，虽极微妙，然其实只是人心之中许多合当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同见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为，故曰「天命」；虽万事万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实无形象之可指，故曰「无极」尔。若论工夫，则只择善固执、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非是别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
为政以宽为本者，谓其大体规模意当如此尔。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肃，无偷惰亏豫之时，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严，但其意则以爱人为本尔。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须有纲纪文章，关防禁约，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宽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顽弊不举之处；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达明白，实受其赐，而无间隔欺蔽之患。圣人说政以宽为本，而今反欲其严，正如古乐以和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盖今之所谓宽者，乃纵弛，所谓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故必以是矫之，乃得其平尔。如其不然，则虽有爱人之心，而事无统纪，缓急先后可否予夺之权皆不在己，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泽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旧传、考古今然后知也。但为政必有规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后刑罚可省，赋敛可薄。所谓以宽为本，体仁长人，孰有大于此乎！（以上《答廖子晦》。）
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子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某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尔。（《答项平父》。）
人之所以懒惰，只缘见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见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岂容更有懒惰时节邪！又谓海内善类，消磨摧落之后，所存无几，此诚可叹。若鄙意，则谓纔见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济事。若使真有所见，实有下工夫处，则便在铁轮顶上转旋，亦如何动得他！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并立。故古之圣贤，心存目见，只有义理，都不见有利害可计较。日用之间，应事接物，直是判断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胆，亦只如此，更无回互。若信得及，即相与俱入圣贤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无为人谋而不尽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虽信不及，向后他人须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时之计也。若如此所论，则在我者未免视人颜色之可否以为语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无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理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为此回枉。不是说时病痛，乃是见处病痛也。（以上《答刘季章》。）
圣门所谓「闻道」，「闻」只是见闻玩索而自得之之谓，「道」只在君臣父子日用常行当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测知，如释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说也。如今更不可别求用力处，只是持敬以穷理而已。
既谓之「同体」，则上面便着「人欲」两字不得。此是义理本原极精微处，不可少差。试更子细玩索，当见本体实然只一天理，更无人欲。故圣人只说克己复礼，教人实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尝教人求识天理于人欲汩没之中也。若不能实下工夫，去却人欲，则虽就此识得未尝离之天理，亦安所用乎﹖（以上《答吴斗南》。）
百家谨案：此答「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进修君子宜别之！
二先生所论敬字，须该贯动静看。方其无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乱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俨若思」，又曰「事思敬」，「执事敬」，岂必以摄心坐禅而谓之敬哉！礼乐固必相须，然所谓乐者，亦不过胸中无事而自和乐尔，非是着意放开一路而欲其和乐也。然欲胸中无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则自然和乐」，而周子亦以为「礼先而乐后」，此可见也。则「自得后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则自然心与理会，不为礼法所拘而自中节；若未能如此，则是未有所得，才方是守法之人尔。亦非谓既自得之，又却须放开也。克己复礼，固非易事，然颜子用力，乃在于视听言动礼与非礼之间，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无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难而后获与！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难，亦不考诸此而已矣。（《答或人》。）
虽至于尧、舜、孔子之德，其自处常只在下学处也。上达处不可着工夫，更无依泊处。动静语默，无非下学，圣人岂曾离此来！（《答许顺之》。）
非气无形，无形则性善无所赋，故凡言性者皆因气质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赋之理尔。人心、道心，亦非有两物也。（《答林德久》。）
（梓材谨案：此下答严时亨「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条，移入《沧洲诸儒学案》。
孟子指齐王爱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道之，非以为必如此然后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识本根，孰若培其根本而听其枝叶之自茂邪﹖（《答吕伯恭问胡子知言疑义》。）
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发。如鸢飞鱼跃，明道以为与「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晓然无疑。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有下工夫处，乃知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幸于日用间察知之！
百家谨案：勿忘勿助，原是活泼泼地，鸢飞鱼跃，乃是自然之事，无容造作者。
或问子程子曰：「心术最难执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尝曰：「操约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内，故其义足以方外。义集而气得所养，则夫喜怒哀乐之发，其不中节者寡矣。孟子论养吾浩然之气，以为「集义所生」，而继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盖又以居敬为集义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谓也，若曰「其心俨然肃然，常若有所事」云尔。夫其心俨然肃然，常若有所事，则虽事物纷至而沓来，岂足以乱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机，已判然于胸中矣。如此，则此心晏然，有以应万事之变，而何躁妄之有哉！（以上《答何叔京》。）
夫道之极致，物我固为一矣。然岂独物我之间验之，盖天地、鬼神、幽明、隐显、本末、精粗、无不通贯而为一也。《正蒙》之旨，诚不外是。然圣贤言之则已多矣，《正蒙》之作，复何为乎﹖恐须反复研究其说，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于其所谓一者，必铢铢而较之，至于钧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后为得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正为是尔。今学之未博，说之未详，而遽欲一言探其极致，则是铢两未分而亿料钧石，分寸未辨而目计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观，非所谓「一以贯之」者，愚恐小差积而大谬生，所谓钧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于为己之学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状》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此言至矣！（《答江彦谋》。）
观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岂不是乐此以终身。后来事业，亦偶然尔。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答甘吉甫》。）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无人敢如此道。心，则知觉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横渠先生又言「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其名义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论也。盖天之生物，其理固无差别，但人物所禀形气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异尔。若所谓仁，则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别为一物而与性并行也。然惟人心至灵，故能全此四德而发为四端；物则气偏驳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亲，君臣之相统，间亦有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复礼以为仁，善善恶恶以为义，则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谓无是性也。若生物之无知觉者，则又其形气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随其形气而自为一物之理，虽若不复可论仁义礼智之彷佛，然亦不可谓无是性也。又谓「枯槁之物只有气质之性而无本然之性」，此语尤可笑！若果如此，则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两性矣。此语非常丑差。盖由不知气质之性只是此性堕在气质之中，故随气质而自为一性，正周子所谓「各一其性」者。向使元无本然之性，则此气质之性又从何处得来邪﹖况亦非独周、程、张子之言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尝分别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无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尝有知觉邪﹖若于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无无性之物。除是无物，方是无性；若有此物，即如来谕木烧为灰，人阴为土，亦有此灰土之气，既有灰土之气，即有灰土之性，安得为枯槁无性也﹖（《答徐子融》。）
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色臭味者，枯槁是也。是虽其分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则有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故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草木、枯槁则又并与其知觉者而亡焉。但其所以为是物之理，则未尝不具尔。若如所谓「绝无生气便无生理」，则是天下乃有无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阙不满之处也，而可乎﹖（《答余方叔》。）
「人生而静」，静者固是性，然只是「生」字便带却气质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说，盖此道理未有形见处，故今纔说性，便须带着气质，无能悬空说得性者。「继之者善」，本是说造化发育之功，明道此处却是就人心发用处说，如孟子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之类是也。伊川所言「极本穷源之性」，乃是对气质之性而言，言其气质虽善恶不同，然极本穷源而论之，则性未尝不善也。
性之始终，一于善而已，不当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则谓性之终为有恶，可乎﹖性之发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则可谓有善而无恶尔。（以上《答王子合》。）
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之未发者是也。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言之，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盖性之与情，虽有已发未发之不同，然其所谓善者则血脉贯通，初未尝有不同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诸君子之所传而未之有改者也。（《答胡伯逢》。）
善恶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实体。今谓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谓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极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谓之善而可名之为甚易而实是也﹖
释氏只是恍惚之间见得些心性影子，亦却不曾子细见得真实心性，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正使有存养之功，亦即是存养得他所见底影子。固不谓之无所见，亦不可谓之不能养，但所见所养非心性之真尔！（以上《答胡季随》。）
心体固本静，然亦不能不动；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动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谓心体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谓之心也，但其诱于物而然尔。故先圣只说「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只此四句，说得心之体用、始终、真妄、邪正，无所不备，又见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别无闲处可安顿之意。若如所论「出入有时者为心之正」，然则孔子所谓「出入无时」者，乃心之病矣，不应却以「惟心之谓与」一句直指而总结之也。（《答游诚之》。）
（梓材谨案：此下有答严时亨问「明道言『人生而静』以下不容说」条，移入《沧洲诸儒学案》。）
夫读书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读书时收得心，而不读书时便为事所夺，则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为而不移此读书工夫向不读书处用力，使动静两得，而此心无时不存乎﹖然所谓涵养工夫，不是闭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后谓之涵养也，只要应事接物，处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答陈肤仲》。）
所论「才说存养，即是动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是光明，不是死物。所谓存养，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动着他，即此知觉炯然不昧，但无喜怒哀乐之偏，思虑云为之扰尔。当此之时，何尝不静。不可必待冥然都无知觉，然后谓之静也。（《答孙敬甫》。）
纔说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与气合了。但直指其性，则于气中又须见得别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说也。（《答李晦叔》。）
百家谨案：性即气之有条理者是，非别是一物也。
至于孔、孟言性之异，则其说又长，未易以片言质。然略而论之，则夫子杂乎气质而言之，孟子乃专言其性之理也。杂乎气质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盖以为不能无善恶之殊，但未至如其所习之远尔。以理而言，则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岂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难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与情者明之。辟如欲观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则亦观诸流之未远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答宋深之》。）
孟子固未尝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尔。办得此心，即更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种英雄，却是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答陈同甫》。）
白鹿洞书院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附录
先生之父韦斋，建炎间为南■州尤溪尉。罢官待调，迁寓于隔溪郑氏之书室，于庚戍九月十五日生先生，后人因名所近之山曰毓秀峰。
先生幼有异禀，五岁入小学，始诵《孝经》，即了其大义，书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间从群儿嬉游，独以沙列八卦象，详观侧玩。又尝指日问韦斋曰：「日何所附﹖」曰：「附于天。」又问：「天何所附﹖」韦斋异之。
韦斋疾，以家事属刘子羽，而诀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翚，且俾先生父事之。白水以女女焉。不数年，二刘俱没，独事籍溪最久。
孝宗即位，应诏上封事，首论圣学，次论金人有不共之雠，万无可和之理，即参以利害，亦有百害而无一利。次年趋召命，又极言之。
干道四年，建州饥，先生请于府，贷粟散给，民多免死。社仓之法始此。
淳熙二年，吕东莱自东阳来访，先生留止寒泉精舍月余，商订《近思录》。饯东莱至鹅湖，陆子寿、子静、刘子澄来会，相与讲辩其所闻。
六年，知南康军，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别立五贤堂，祀陶靖节、刘西涧父子、李公择、陈了斋。复白鹿洞书院。
十三年，入对，上封事。次年戊申，又上封事。
绍熙元年，知漳州，刊《四经》、《四子书成》。
光宗之立也，赵忠定求能通信于长信宫者，未有其人。或言韩侂冑于太皇后为亲属，遣入白，不许。侂冑出，遇内侍关礼于门，告之故，礼请独入，涕泣固请，太皇许之，命呼侂冑入，使喻意庙堂，其论遂定。侂冑自谓有定策功，依托肺腑，居中用事。先生惕然为忧，因疏寓其意，且进对面陈之。又数戒忠定，勿使预政，而忠定谓其易制，不复远虑，先生因讲毕奏疏极言之。侂冑大怒，阴使其党谋去先生，乃于禁中为优戏，以荧惑上听。及先生再申前疏，而御批与祠，先生去国矣。
庆元元年，侂冑诬赵相以不轨，窜置永州，且创「伪学」之名以斥善类。先生草疏万言，极谏奸邪蔽主之祸，白宰相之。诸生力谏，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稿，更号遯翁。朝廷时治党人方急，赵相死于道。
先生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
初居崇安五夫，筑书院于武夷之五曲，榜曰紫阳，识乡关也。后筑室建阳芦峰之巅，曰云谷，其草堂曰晦庵，自号云谷老人，亦曰晦庵或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沧洲，号沧洲病叟。最后曰遯翁。
方伯谟劝先生少著书。答曰：「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无道理。」
张南轩与先生书曰：所与广仲书，言语未免有少和平处。从共甫详问日用间事，使人叹服处固多，但其间于气质偏处，似未能尽变乎旧。盖自他人谓为豪气底事，自学者论之，亦是争气病痛。元晦要学颜子，却不于此等偏处下自克之功，岂不害事﹖愿于平时以为细故者，作大病医疗，异时相见，当观变化气质之功。（以下补。）
又曰：闻兄行社仓，一乡之人赖焉。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讥，兄闻之，作而曰：「王介甫独有散青苗一事是尔！」奋然欲作《社仓记》以述此意，是则过矣。王介甫窃《周官》泉府之说，强贷而规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说之行，前辈辩之甚悉。其与元晦今日社仓之意，义利相异，固亦晓然。元晦初岂有取于介甫，特因或者之言有所激，故并介甫而是之，不自知其偏。譬之垫权以称物之轻重，初未至于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为重。」执权者主其说曰：「吾犹觉此之轻也！」于是复就所指之处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此虽为一事，然因人之激而至于偏，则惧其有害尔！
又曰：又虑元晦学行为人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时只是箴规他人，见他人不是处多，己是处多；他人亦惮元晦，纵有所疑，不敢以请。谀言多而拂论少，所偏不加省察，则异日流弊，恐不可免。
又曰：所与共甫书，似乎逆亿，而少含宏感悟之意，殆有怒发冲冠之象。理之所在，平气而出之可也。
又曰：《或问》所条晰，诚恐前辈说中偏处有误后学，不可不辩。但一二辨晰，恐未能尽，又似太费力。只举其大者与其条目，使人推寻之，如何﹖
又曰：《或问》书未须出。极力辩说，恐使轻易趋薄。
又曰：编《通鉴纲目》极善。以鄙见，每事更釆旧史尤佳。恐《通鉴》亦有所阙遗。
又曰：闻刊小书版以自助，想是用度大段逼迫。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鲜，若刊此文字，取其赢以自助，窃恐闻者别生思维，愈无灵验。为贫之故，宁别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殊于心未稳。
又曰：《太极图解》后面不必辩论如此之多，只于纲领处拈出可也。不然，却只是骋辩求胜，转将精当处混汩。
又曰：得伯恭书，云兄犹有伤急不容耐处。某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处。吾曹气质之偏，乘间发见，诚难消化，想兄存养有道也。陆子寿兄弟如何﹖肯相听否﹖
又曰：山中诸诗，其间犹时有未和平之语。此非是语病，正恐气禀发处所偏尚微有存，幸深察之！
又《与吕伯恭书》曰：濂溪自得处，诚浑全。元晦持其说，句句而论，字字而解，未免流于牵强，亦非濂溪本意也。
又曰：元晦议论商确间，终是有意思过处。
又《答胡季随书》曰：秦、汉以来，学道不明，士之见于事业者固多可憾，然其间岂无嘉言善行与一事之得者。要当以致远自期，而于人则一善之不废。元晦《名臣言行录》编得未精细。
吕东莱与先生书曰：汪丈所谓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说思之，诚未允当。但详观来谕，激扬振厉，颇乏广大温润气象，若立敌校胜负者，颇似未宏。如注中「东坡」字改为「苏轼」，不知以诸公例书名而厘正之邪﹖或者因辩论有所激而加峻邪﹖出于前说固无害，出于后说则因激增怒，于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又曰：比闻五夫旁近料理补助，已有端绪，不知其详如何。颇闻豪右间有旅拒者，或不免封仓送郡之类。此于时位颇似侵过，恐更须于「意、必」两字上点检。伊川庄上散药，谓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冻馁，恻然动心，盖仁之端。至于时位则有所止，乃仁之义。莫若择其可告语者，至诚劝率之；其不可告语者，容养而使之自发，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叶知根，所当加澄治之功也﹖
又曰：或者传著述探索过苦，要须放令闲暇从容为善。
又《与陈同甫书》曰：朱元晦英迈刚明，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陆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尔。
陈龙川复先生书曰：浙间议论，自始至末，亮并不晓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琐碎，皆私意也。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比见陈一之《国录》，（梓材案：陈一之当是陈益之，止斋从弟也。）说张体仁太博为门下士，每读亮与门下书，则怒发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异人，辄舍去不与共坐。由此言之，未能免罪于流俗，而得罪于门下士亦多矣。不止，则楚人又将钳我于市。进退维谷，可以一笑！
又《跋晦庵送写照郭秀才序后》曰：广汉张敬夫、东莱吕伯恭，于天下之义理，自谓极其精微，世亦以是推之。其精深纡余，于物情无所不致其尽，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及凡世间可动心娱目之事，皆斥去弗顾，若将浼我者。新安朱元晦论古圣贤之用心，平易简直，直欲尽摆后世讲师相授，流俗相传，入于人心而易解之说，以径趣圣贤心地而发挥其妙。其不得见于世，则圣贤之命脉犹在，而人心终有时而开明也。抱大不满于秦、汉以来诸君子，然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皆存而信之。岂悦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予因以见秦、汉以来诸君子，犹烦新安之刮剔，而后圣贤之心事可尽白也。
祖望谨案：同甫讥朱子，多不中肯，独此篇则朱子难以自解。
又志钱叔因曰：朱元晦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学士大夫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若予，非不愿附，而第其品级，不能高也。予亦自咎其有所不讲而未敢怨。
陆复斋《与赵景明书》曰：元晦《论语集解》已脱稿，此书必传于世。若《诗集传》、《中庸》《大学章句》，则殊有未安，恐终不能传远。
祖望谨案：论朱子《学庸章句》、《诗传》一条，黄氏盖亦非之，而愚以为其说不为无见。
沈叔晦曰：晦翁是进退用舍关时轻重者，且愿此老无恙。
舒广平《答袁恭安》曰：晦翁当世人杰地步，非吾侪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尝与诸友及此，后有发者，能自知之。后生未闻道，吾侪之论一出，便生轻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误人。
叶水心序《阴阳精义》曰：朱公元晦听蔡季通豫卜藏穴，门人裹糗行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以上补。）
黄勉斋状其行曰：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曲训，未尝少辍。自吾一心一身，以至万事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斋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皆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见于行者，未尝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相接而品节不差。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统在是矣。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先生之于道，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圣贤而无疑矣！故其得于己而为德也，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见其或遗；表里初终，不见其或异。至其养深积厚，矜持者纯熟，严厉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后学之所可拟议也。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巨，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礼，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若其措诸事业，则州县之设施，立朝之言论，经纶规画，正大宏伟，亦可概见。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有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灿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者，既已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遗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辞未备，亦必沈潜反复，或达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当而后已，故章旨字义，至微至细，莫不理明辞顺，易知易行。于《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传记》独存。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是数经者，亦尝讨论本末，虽未能着为成书，然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若历代史记，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温公编年之书，绳以《春秋》纪事之法，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周、程、张、邵之书，所以继孔圣道统之传，历时未久，微言大义郁而不彰，为之裒集发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极》、《先天》二图，精微广博，不可涯涘，为之解剥条画，而后天地本原，圣贤蕴奥，不至于泯没。程、张门人，祖述其学，所得有深浅，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悉取其所长，至或识见小偏，流于异端者，亦必研穷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出其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与之友，至或识见少异，亦必讲磨辩难，以一其归。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二说并立，高者陷于空无，下者溺于卑陋，其害岂浅浅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学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辩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知；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沈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窃问其起居。穷乡晚出，家蓄其书，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先生既没，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也。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辩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是非姿禀之异，学行之笃，安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各造其极哉！学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见之事业者又如此。
刘刚中问黄直卿曰：「先生学有渊源，群弟子皆知之矣。比以古昔圣贤，未识到得何人地位﹖」直卿曰：「自洙泗以远，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然则先生之学，其踵孔、颜乎﹖」直卿曰「然。」
刚中退，见李方子，问曰：「先生作《纲目》，愈于涑水《通鉴》。殆法《春秋》以立纲，法传文以着目与﹖」方子曰：「宏纲细目，实本《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所以规制尽善，前此未有也。」
谢山《书朱子纲目后》曰：黄干尝谓《纲目》仅能成编，朱子每以未及修补为恨，李方子亦有「晚岁思加更定，以归详密」之语，然则《纲目》原未成之书。其同门贺善争之，以为《纲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而后修书尚九种，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着。但观朱子《与赵师渊书》，则是书全出讷斋，本之朱子者不过《凡例》一通，余未尝有所笔削，是左证也。著述之难，即大儒不能无余论。雷同附和之徒，遂以为《春秋》后第一书，可谓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为讨论，不可谓非功臣也，但必为蚍蜉所大骇尔！
李季札曰：先生游钟山书院，见书籍中有释氏书，因而揭看。先君问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无所得！吾儒广大精微，本末备具，不必他求。」
陈北溪序《竹林精舍录》曰：先生寝疾，某每入卧内听教，谆谆警策，无非直指病痛所在。以为所欠者下学，惟当专致其下学之功而已。致知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物之不格；力行必一一平实，循序而进，而无一事之不周。如颜子之博约，毋遽求颜子之卓尔；如曾子之所以为贯，毋遽求曾子之所以为一。其所以痛切直截之意，比之向日从容和乐之论，又不同。（以下补。）
又《答李贯之》曰：先生平日教人，「尊德性」、「道问学」固不偏废，而着力处却多在「道问学」上。江西一派，只是厌烦就简，偏于尊德性上去。先生力为之挽，乃确然自立一家门户，而不肯回。
又《答陈伯澡》曰：晦翁《论语》《孟子集注》及《大学》《中庸章句》、《或问》，时时修改，至属纩而后绝笔，最为精密。如《论语或问》着之丁酉，年已高矣，然后来置之不修，未得为成书。今细观之，时觉有枯燥处，亦多有不稳处，亦时有失之太甚处。比之《大学》《中庸或问》大不同。若以参订《集注》之所未详，则可矣，未可全案之以为定论。
又《答苏德甫》曰：文公表出《近思录》及《四子》，以为初学入道之门，使人识圣门蹊径，于此融会贯通，以作权度，去读天下群书，究人生万事。非谓天下道理皆丛萃该备于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为圣贤事业尽在此，无复他求，便可运用施为，无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须大其心，使开阔。」如只孤孤单单，窄窄狭狭去看道理，左动右碍，前触后窒，更无长进之望矣。
祖望谨案：此段甚佳。然愚谓《四子》之书，道理自无不该备，特博观事变，诚有不可以此自画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却是不教人读书。得此说，可以捄其流弊。
又《答郭子从》曰：《尚书》先师只解得三篇。蔡仲默、林子武皆有《书解》，闻皆各自为一家。昨见子武《中庸解》，以《书》相参为说，中间分章有改易文公旧处。又见蔡伯静《易解》，训诂依《本义》，而逐字分晰，又太细碎，及大义则与《本义》不同，多涉玄妙，不脱庄、列之习。直卿去年南康讲《干》三、《坤》二爻义，似举子时文态，大义殊不出。则真见之粹然者，最为难也。
刘漫堂《回汤德远书》曰：朱氏书年来盛行，立要津者多自谓尝登先生之门，而趣向舛错，使人太息。
魏鹤山《师友雅言》曰：晦翁《讲筵札子贴黄》引《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愚明柔强」节注，谓：「以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果于自弃，为不仁。」某因此言，惜阴爱日，义理愈探索而愈无穷。岁月逾迈，令人慨然以惧。
王深宁《困学纪闻》曰：观朱文公《答项平甫书》「尊德性，道问学」之说，未尝不取陆氏之所长。
黄东发《日钞》曰：《六经》之文皆道，秦、汉以后之文鲜复关于道，甚者害道。韩文公始复古文，而犹未必尽纯于道。我朝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尝尽发于文。晦庵先生表章《四书》，开示后学，复作《易本义》，作《诗传》，面授作《书传》，分授作《礼经疏义》，且谓《春秋》本鲁史旧文，于是明圣人正大本心，以破后世穿凿。《凡例》谓《周礼》周公未必尽行，于是教学者非所宜先。于身事一句无预，提挈纲维，疏别缓急，无一不使复还古初，《六经》之道赖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为文也，孰大于是，宜不必复以文集为矣。然其天才卓绝，学力闳肆，落笔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则日精月明；其穷诘邪说之隐遁，则神搜霆击。其感慨忠义，发明《离骚》，则苦雨凄风之变态；其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犹化工之妙造也。（以上补。）
熊勿轩《考亭书院记》曰：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天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者，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统。羲、轩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历叙道统之传，为帝为王者千伍百余岁，则尧、舜、禹子于冀也，汤、伊尹之于亳也，文、武、周公之于岐、丰也。自是以下，为霸为强者二千余岁，而所寄仅若此，儒者几无以借口于来世。呜呼！微夫子《六经》，则五帝三王之道不传；微文公《四书》，则夫子之道不着，人心无所于主，利欲持世，庸有极乎！《七篇》之终，所以近圣人之居而尚论其世者，其独无所感乎﹖呜呼！由文公以来，又百有余岁矣。建考亭视鲁阙里，初名竹林精舍，后更沧洲。宋理宗表章公学，以公从祀庙庭，始锡书院额，诸生世守其学不替。龙门毋侯逢辰灼见斯道之统有关于世运，故于此重致意焉。岁戊子，侯为郡判官，始克修复，邑令古澶郭君瑛又从而增辟之。乙巳，侯同知南剑郡事，道谒祠下，顾谓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养乎！」书院旧有田九十余亩，春秋祀犹不给，侯捐田为倡，郭君适自北来，议以克协，诸名贤之冑与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为田五百亩有奇，供祀之余，则以给师弟子之廪膳，名曰义学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孙朱沂充书院山长，既殁，诸生请以四世孙朱椿袭其职。侯白之当路，仍增弟子员，属其事于邑簿汪君蒙，且以书来曰：「养可以粗给矣，而教之不可以无师也！」谓禾犹逮前闻，俾与前贡士魏梦牛分教大小学，盖有甚欿然者。既又属禾记其事，其将何以为词﹖重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则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则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农礼兵刑之具。其文则有《小学》、《大学》、《语》、《孟》、《中庸》、《易》、《诗》、《书》、《春秋》、《三礼》、《孝经》、《图》、《书》、《西铭》传义及《通鉴纲目》、《近思录》等书，学者学此而已。今但知诵习公之文，而体用之学曾莫之究，其得谓之善学乎﹖矧曰体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于考亭也，门人蔡氏渊尝言，其晚年闲居，于大本大原之地，充养敦厚，人有不得窥其际者。盖其喜怒哀乐之未发，蚤闻师说于延平李先生者，体验已熟。虽其语学者非止一端，而「敬贯动静」之旨，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呜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学，何足以窥其微哉！公之修《三礼》，自家乡至邦国王朝，大纲小纪，详法略则，悉以属之门人黄氏干，且曰：「如用之，固当尽天地之变，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风气，损文就质，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来取法矣。呜呼！古人为治之大经大法，平居既无素习，一旦临事，惟小功近利是视，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泽乎﹖秦人绝学之后，《六经》无完书，若井田，若学校，凡古人经理人道之具尽废。汉犹近古，其大机已失之矣。当今治宇一统，京师首善之地，立冑学，兴文教，文公《四书》方为世大用，此又非世运方升之一几乎﹖邵氏《观物》所谓「善变之，则帝王之道可与」者，以时考之，可矣。诚能于此推原羲、轩以来之统，大明夫子祖述宪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训是式，古人全体大用之学复行于天下，其不自兹始乎！今公祠以文肃黄氏干配，旧典也；从以文节蔡氏元定、文简刘氏爚、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体用之学，黄氏其庶几焉！余皆守公之道不贰，其侑公也实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于■之南溪，父吏部韦斋先生仕国也。公蕴经世大业，属权奸相继用事，郁郁得展。道学为世大禁，公与门人益务坚苦，泊如也。庆元庚申殁于考亭。后十年庚午，疆场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孙浚以死节着。呜呼！大圣大贤之生，其有关于天地之化、盛衰之运者，岂可以浅言哉！夫子之《六经》不得行于再世，而公之《四书》乃得彰于当代，公之身虽诎于当时，而公之道卒信于其后者，天也。过江来，中州文献欲尽。自左丞覃怀许公衡倡明公学，家诵其书，人尊其道，凡所以启沃君心，栽培相业，以开治平之原者，皆公余泽也。方侯创义学，东平袁君壁适以臬事至闽，访求公后，表浚二子林、彬于省，长南溪、建安二书院，奉韦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旧宅，恳恳为语诸生小学入门之要，尤以师道不立为忧。既而金华陈君公举司文吴会，为冑学征藏书，考寻文献，且欲于此继成公志，以复《六经》古文为属，诚讵典也，而必欲有焉。天道循环，无往不复，欲观周道，舍鲁何适﹖正学一派，亟起而迓续之，则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万世之太平，当于此乎在，侯之功不亦远乎！侯世以德显，其仕闽，以化为政。道南七书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云谷，晦庵在焉，亦为之起废。汪君于山之麓为门以识之，凡公坟宅，悉从而表树焉，庶乎知为政之先务矣。精舍创于绍兴甲寅，前堂后室，制甚朴。宝庆乙酉，邑令莆阳刘克庄始辟公祠。今燕居庙，则淳佑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温旧构也。书院之更造，惟公手创，不敢改，栋宇门庑，焕然一新，邑土刘熙宝终始之。义学创兴，宋燮、黄枢首帅以听，华恭孙、叶善夫、赵宗叟、盱江李廷玉与有谋焉。而厚帑庾，完塈茨，以迄于成，则虞子建、刘实也。贤劳皆可书。时提调官总管燕山张仲仪、教授三山黄文仲。助田名氏，悉书石阴。后甲辰三岁，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记。
◆晦翁讲友
宣公张南轩先生栻（别为《南轩学案》。）
成公吕东莱先生祖谦（别为《东莱学案》。）
忠定赵先生汝愚（别见《玉山学案》。）
赵先生汝靓
赵汝靓，忠定公汝愚之从弟也。苦节讲学。余干有东山书院，先生所建，以延朱子讲学。余干学者祀朱子，以先生配。（补。）
尚书韩南涧先生元吉（别见《和靖学案》。）
显谟潘先生畤（别见《元城学案》。）
县令方先生耒（别见《刘胡诸儒学案》。）
县令张先生杰（别见《玉山学案》。）
知军石克斋先生
石，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迁临海。先生自少警悟不群。及长，刻意为学。与晦庵朱子交好，尝称其论仁之体要甚当，愿与长者各尽力于斯。又谓《心说》甚善，但更须收敛造约为佳。以绍兴十五年进士，历四县，知南康军。卒，年五十有五。晦庵志其墓。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斋，读书其间，没身不懈，后生执业就正者多赖以知响方。陈耆卿修郡乘，谓里人自克斋知有洛学。车若水亦云：「克斋石公，所谓大人为己之学，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学》、《中庸解》数十卷，《文集》十卷，传学者。（参《台学源流》。）
附录
子重问：「『止于至善』，至善乃极则否﹖」朱子答曰：「不然。至善者，本也，万善皆于此乎出。」
县令何台溪先生镐
何镐，字叔京，邵武人。龟津先生兑之子，以父荫为安溪主簿，与朱子为友。后调善化令，未至，卒。学者称台溪先生。有《易》、《论语说》，朱子称其可传。（参《闽大纪》。）
（梓材谨案：朱子为先生墓志云：「予获从之游，相好也。」是先生与朱子为友之证。而或以为朱子门人，误。）
◆晦翁学侣
龙图项平庵先生安世
项安世，字平甫，其先括苍人，后家江陵。登淳熙进士，除秘书正字。光宗以疾不过重华宫，先生上书切谏，不报，求去，寻迁校书郎。宁宗即位，先生应诏言当省兵及宫掖之费。时朱子召至阙，未几予祠。先生言：「朱熹本二千里外一庶官，陛下即位未数日，召侍经幄，天下皆以为初政之美。供职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举朝不知所措。愿留朱熹，使辅圣学。」不报。俄以伪党罢。先生素善吴文定猎，坐学禁久废。开禧用兵，文定起帅荆渚，先生起知鄂州。淮、汉师溃，以文定为宣抚使，寻以宣谕使入蜀，朝命先生权宣抚使，升太府卿。因私忿杀文定客王度，坐免。绳以道谊之交，先生不能无遗议也。后以直龙图阁为湖南运判，未上，用台章夺职罢。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辞》等书，行于世。（参史传。）
云濠谨案：谢山《奉临川贴子》云：「项平甫来往于朱、陆之间，然未尝偏有所师。」又案：谢山《学案》原底于《岳麓诸儒序录》有「项平甫」三字，后定刊本抹之。）
附录
魏鹤山《师友雅言》曰：最爱项平甫《孚斋诗》云：「乳中函天浑沌，浮筠破处玉嶙峋。」
录参黄敬斋先生樵仲
黄樵仲，字道夫，龙溪人，御史预之孙，号敬斋。登淳熙第。居家每旦率子弟衣冠见家庙，退则默坐终日，饮食衣服不求鲜美。居丧三年，人未尝见其有笑容。乡里有为非者，恐先生知之。朱文公守漳，礼延入学，牒云：「器资浑厚，操履端方。杜门读书，不交权利。乡闾有识，莫不推高。若以礼请，屈居教导，必能使诸生观感而化，有所兴起。」及讲小学，文公每称善。初尉永福，再调汀州录参，咸有善绩。自书于屏云：「俸薄俭亦足，官卑清自尊。」有《礼记解》、《小学口义》行于世。
侍郎陈先生景思
陈景思，字思诚，弋阳人。丞相文正公康伯之孙也。用丞相恩补承奉郎，仕至朝请大夫、直焕章阁，迁太府卿，兼夏官侍郎。先生竞朗通达，而以门阀自畏。问学师友，出于嗜欲。水心客钱塘，不择晨暮过从。为僚于徐，夜失睡者再三。朱文公在建安，接牍续简无旷时。时攻伪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时论相恐喝，先生每为所亲正说不忌。与文公书，具言其无他。文公答曰：「其然！其然！韩丈于我本无怨恶，我于韩丈亦何嫌猜乎！」所亲见之，意大折。道学不遂废，先生之力为多。（参《叶水心集》。）
◆晦翁同调
宣简赵先生不息
赵不息，南塘之祖也。雅敬朱子，云：「某恨见公晚。自见公，从始至末，无一语为无益，以是敬之。今观其行，尤合。」因上疏请用之，又乞赐南轩张子谥。累官大宗正，封崇国公，谥宣简。（补。）
（梓材谨案：先生名当从《宋史》《宗室传》作不，其字仁仲。为忧之古文，字当作，因而传写为。盖取「仁者不忧」之义。嗣濮王宗晖曾孙也。绍兴二十七年登第。然《宗室世系表》已误作不息。又载长子善临，善临子汝训、汝諿、汝诂、汝淡、汝铛。汝淡、汝铛即汝谈、汝就之■也。）
教授刘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刘静春先生清之（并为《清江学案》。）
文节刘后溪先生光祖（别为《丘刘诸儒学案》。）
◆晦翁家学（杨、胡三传。）
中散朱先生塾（附子鉴。）
朱塾，字受之，文公长子。从吕东莱学，以荫官将仕郎。早卒，赠中散大夫。子鉴，字子明，官奉直大夫、湖广总领。（参《姓谱》。）
朝奉朱先生埜
朱埜，字文之，文公次子。以荫补官，历朝奉郎。（同上。）
侍郎朱先生在（附孙浚。）
朱在，字敬之，文公季子。以恩补承务郎，历官至工部侍郎。侍经筵，日读父《四书》。玉音访问不已，因请黜杨雄，乞以二程、张载从祀，帝嘉纳之。孙浚，字深源，累官吏部侍郎，死节。（同上。）
（梓材谨案：谢山《学案札记》引叶绍翁曰：「考亭子在趋媚时好，遂阶法从，
视其父异矣。」）
朱小翁先生洪范（别见《介轩学案》。）
◆晦翁门人
文节蔡西山先生元定（别为《西山蔡氏学案》。）
文肃黄勉斋先生干（别为《勉斋学案》。）
文定李宏斋先生燔
文宪张主一先生洽（并见《沧洲诸儒学案》。）
朝奉辅传贻先生广（别为《潜庵学案》。）
辅先生万（别见《潜庵学案》。）
通直陈潜室先生埴（别为《木钟学案》。）
文修叶西山先生味道（别见《木钟学案》。）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并为《南湖学案》。）
隐君蔡节斋先生渊
运干蔡复斋先生沆（并见《西山蔡氏学案》。）
文正蔡九峰先生沈（别为《九峰学案》。）
文安陈北溪先生淳（别为《北溪学案》。）
陈后之先生易（别见《北溪学案》。）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通判李果斋先生方子（并见《沧洲诸儒学案》。）
州判余先生元一
漕帅赵先生师恕（并见《勉斋学案》。）
安抚赵先生崇宪
朝散赵节斋先生崇度（并见《玉山学案》。）
文节赵章泉先生蕃
郡守宋先生之源
特奏刘先生黼
许先生子春（并见《清江学案》。）
忠肃彭止堂先生龟年
知州赵先生善佐
张锦溪先生巽
学博潘先生友端
胡季随先生大时（并见《岳麓诸儒学案》。）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县令王先生洽
侍郎詹先生仪之
尚书李先生大同
周先生介
府判邹先生补之
黄先生谦
忠简王浑尺先生介（并见《丽泽诸儒学案》。）
吕先生乔年（别见《东莱学案》。）
教授高先生松（别见《止斋学案》。）
傅先生定（别见《说斋学案》。）
文靖舒广平先生璘（别见《广平定川学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梦泉
判军孙烛湖先生应时
进士诸葛先生千能
进士周先生良
包克堂先生扬
包先生约
包先生逊
知军石先生斗文
侍从石先生宗昭
喻先生仲可
赵先生师
直阁赵先生师雍（并见《槐堂诸儒学案》。）
（梓材谨案：晦翁弟子綦繁，自别见诸《学案》外，百余人并入《沧洲诸儒学案》。）
◆晦翁私淑
宣献楼攻媿先生钥（别见《丘刘诸儒学案》。）
正肃吴先生柔胜（父口。）
吴柔胜，字胜之，宣城人。幼听其父讲伊洛书，，知持敬之学。淳熙中进士，调都昌簿，差嘉兴教授。御史汤硕劾其救荒浙右，擅放田租，为赵汝愚收人心，且主朱氏之学，不可为师儒，自是闲居十余年。嘉定初，历国子正，以晦庵《四书》与诸生诵习，于是士知趣向。后以秘阁修撰奉祠。卒，谥正肃。（参史传。）
特奏陈先生缜（附子口、孙口。）
陈缜，字德容，罗源人。淳质有守，毅然任道。少慕伊洛、考亭之学。屡试礼部，独以正心诚意为说，俱见黜。后对时务擢第，廷试复如初，始终发明伊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时淳熙八年也。子孙世其家学。（参《道南源委》。）
献肃柴南溪先生中行（别见《丘刘诸儒学案》。）
文靖魏鹤山先生了翁（别为《鹤山学案》。）
学录詹流塘先生初（别见《勉斋学案》。）
堂长蔡白石先生和（别见《北溪学案》。）
文节李贯之先生道传（别见《刘李诸儒学案》。）
常博李先生大有（别见《东莱学案》。）
秘丞谢梦颐先生梦生（别见《木钟学案》。）
迪功陈先生均
陈均，字平甫，兴化人，俊卿从孙。安贫力学，以累举当奉大对，不就。参稽宋史及司马《稽古录》、徐氏《国纪》、李氏《续通鉴长编》诸书，用朱子《纲目》义例，提要备言，辑成《宋编年举要》、《备要》二书，起太祖建隆庚申、迄宁宗嘉定甲申，凡八十八卷。端平初，时宰言于朝，下福州取其书，赐迪功郎，不受。（补。）
（云濠谨案：宋陈均有二：一先生，为朱子私淑：一字子公，平阳人，以秘阁修撰致仕，真西山门人，为朱子三传弟子，见《西山真氏学案》。）
学士赵庸斋先生汝腾
赵汝腾，字茂实，宗室子，居福州。宝庆初举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尝入奏，言前后奸谀兴利之臣，甚切直，拜翰林学士。后辞归，累召至阙，复以翰林学士承旨知泉州、知南外宗正事。卒，赠四官。（参《姓谱》。）
（梓材谨案：先生号庸斋。亦有南塘之称，与朱子门人文懿汝谈之号同。又案：何北山有《缴回太守赵庸斋诗》，盖先生知婺州时尝荐北山与王正叙也。）
◆克斋门人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并为《南湖学案》。）
◆宣简家学
文懿赵南塘先生汝谈（别见《沧洲诸儒学案》。）
知州赵懒庵先生汝谠（别见《水心学案》。）
◆正肃家学
参政吴退庵先生渊
丞相吴履斋先生潜（交见《槐堂诸儒学案》。）
◆朱学续传
奉直方先生镕（别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隐君赵江汉先生复（别见《鲁斋学案》。）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别见《介轩学案》。）
御史俞默翁先生浙
俞浙，字季渊，新昌人也。以开庆进士，历官御史。初为贾似道所排，其后王爚引而入台，而论者谓王私其乡人，先生亦以三疏时事不报求去。改官大理少卿，不就。宋亡，杜门讲学，宗师朱子，学者称为致曲先生。（云濠案：《学案》底本别传云：「先生私淑朱子之学，笃行寡言，庄重介洁，宋亡，杜门著书，学者称为默翁先生。」）所著有《六经审问》、《离骚审问》、《韩文举隅集》。宋之南也，浙东儒学极盛，而越中独少。李庄简公后，惟新昌石子重、石天民、石应之、黄文叔、吕声之、吕冲之，其眉目也。姚江孙烛湖师象山，孙伟夫师水心，山阴胡达材兄弟亦师象山，而诸葛诚之往来诸儒之间。韩蕺山父子继起，世守刘子澄之教。其后上虞刘习甫学于何氏，唐忠介学于牟氏，而先生复出于新昌，最为有光，黄东发、陈本堂皆重之。（补。）
州判熊天慵先生朋来（附子太古。）
熊朋来，字与可，豫章人。咸淳进士。元世祖求宋遗士，而雅重进士，以状元王龙泽为南台御史。先生与龙泽同榜，声名不相下，然不肯表襮苟进，隐居州里，生徒受业者常百人。取朱子《小学》书提其要领，示之学者。与人谈经义，日益不倦。用治书侍御史王构荐，连为闽海、卢陵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调律吕，协歌诗，以兴雅乐，制器定辞，必则古式，远近师宗之。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延佑设科，行省争请为考官，先生以应试者大半皆及门，不赴。其后江浙、湖广率卑辞致礼，先生始往应其请。及对大廷，所选士居天下三之一。初，先生以《周礼》首荐乡郡，而元制《周官》不与设科，治《戴记》者尤鲜，先生屡以为言。盖先生之学，诸经中《三礼》尤深，是以当世言《礼》学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亲祀太庙，锐意制礼作乐，学士元明善以先生荐，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有《经说》七卷。子太古，字邻初，举至顺二年乡荐，官江西行省员外郎。晚隐槠山，著书以老。（从黄氏补本录入。）
（梓材谨案：黄氏补本，熊先生朋来列《胡熊诸儒学案》，俞先生琰列《李俞诸
儒学案》，谢山《序录》并无其目。以皆为朱学，入是卷。）
隐君俞石涧先生琰
俞琰，字玉吾，吴郡人。生宋宝佑间，以辞赋称。宋亡，隐居著书，自号林屋山人。精于《易》。世之言《图》、《书》者，类以马毛之旋、龟文之坼。独先生持论谓：《尚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天球并列，则《河图》亦玉也，玉之有文者尔。昆仑产玉，河源出昆仑，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书》盖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说颇异。尝着《经传考证》、《读易须知》、《六十四卦图》、《古占法》、《卦爻象占分类》、《易图合璧连珠》等书，潜心三十余年，惜其书无存。惟《周易集说》十三卷，而以《易图纂要》、《易外别传》附焉，武宗至大二年门人王都中为之刊行。所居傍石涧，学者称为石涧先生。（同上。）
周易集说自序
《周易集说》者，集诸说之善而为之说也。曷为善﹖能明三圣人之本旨则善也。夫《易》始作于伏羲，仅有六十四卦之画而未有辞；文王作《上下经》，乃始有辞；孔子作《十翼》，其辞乃备。当知辞本于象，象本于画；有画斯有象，有象斯有辞。《易》之理尽在于画，讵可舍六画之象而专论辞之理哉！舍画而玩辞，舍象而穷理，辞虽明，理虽通，非《易》也。汉去古未远，诸儒训解，多论象数，盖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庄之虚无倡于前，晋韩康伯又和于后，圣人之本旨遂晦。沿袭至唐，诸儒皆宗之。太宗诏名儒定《九经正义》，于《易》则取王、韩，而孔颖达辈以当时所尚，故虽其说未尽善，亦必为之回护。由是二三百年间，皆以虚无为高。至宋，濂、洛诸公彬彬辈出，一埽虚无之弊，圣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尚占而宗邵康节者，则以义理为虚文，尚辞而宗程伊川者，则以象数为末技，而程、邵之学分为两家，羲画、周经亦为两途，遂使学者莫之适从。逮夫紫阳朱子《本义》之作，发程、邵之未发，辞必归于画，理不外于象，圣人之本旨于是乎大明焉。琰幼承父师面命，首读朱子《本义》，次读程《传》。长与朋友讲明，则又有程、朱二先生所未言者，于心盖不能无疑，乃历考诸家《易》说，摭其英华，萃为一书，名曰《大易会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诸说之善而为之说，至元贞丙申而后成，凡四十卷，因名为《周易集说》云。
◆庸斋续传
秘书赵大蓬先生必晔
赵必晔，字伯炜，晋江人。濮安懿王八世孙，补承务郎。怅望中原，怀古赋诗，慨然有祖逖之志。从益王至永嘉。蒲寿庚为福建、广东安抚使，发舟航海，次泉州港口。寿庚作乱，以田真子降元，先生逃村。真子遣兵勒还草降表，先生誓必死，持匕首自刺。吉甫抱哭曰：「我愧死！万万不能复见子矣。」张世杰回兵围城，寿庚尽杀宗室，缚先生将斩之，录曹参军吴伯厚以计出之，遂居泉之东陵。（参《姓谱》。）
（梓材谨案：吴礼部序陈监丞众仲《安雅集》序云：「君之学，得于外舅赵大蓬名必晔者为多。必晔，庸斋汝腾之孙，有学行。君早从指授，故前辈渊源，尤所习闻。」则先生之家学可见矣。《宋史》《宗室世系》，自濮安懿王历建孝良王宗盖、安康郡公仲邮、豫章侯士澸、直秘阁不敌、善绰、汝腾，凡七世。汝腾子崇堂，崇堂子必。「
」盖「晔」字之■。又案：先生官至秘书。宋潜溪云：「南塘赵氏之孙，二陈之外王父也。」故谢山于陈众仲谓其先世得于赵南塘云。）
◆默翁门人
隐君黄先生奇孙（别见《潜庵学案》。）
◆石涧门人
清献王本斋先生都中（别见《鲁斋学案》。）
◆大蓬门人（庸斋三传。）
县尹陈先生仁伯
陈仁伯，莆田人，官同安尹。莆田之先达有二陈焉，一则先生，一则国子丞众仲，皆以文鸣于时，实兄弟也。其学出于南塘赵氏。（参《宋文宪集》。）
监丞陈先生旅（别见《草卢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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