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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西晋 三国志 陈寿 著

(辛毗传、杨阜传、高堂隆传)

辛毗传,辛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他的祖辈于建武年中从陇西东迁而来。辛毗和哥哥辛评追随袁绍。

操任司空时,征聘辛毗,辛毗未应。后来,袁尚在平原进攻他的哥哥袁谭,袁谭派辛毗找曹操求援。曹操正要征讨荆州,军队驻扎在西平。辛毗见到曹操,转达了袁谭的意图,曹操十分高兴。过了几天,曹操改变想法决定先平定荆州,让袁氏兄弟相互猜忌。几天以后,曹操设宴款待,辛毗见曹操脸色不对,知道有变,于是把这些情形告诉了郭嘉。郭嘉又转告给曹操。曹操问辛毗:“袁谭可信吗?袁尚一定能被打败吗?”辛毗回答说:“识见之人不必问信与诈的问题,而只需论其形势。袁氏兄弟,相互残杀,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他人可乘虚而入,而是应合并青冀二州为一体,则可乘势平定天下。而今袁谭向您求援,其势可想而知。袁尚见袁谭困顿,却不能攻取,说明袁尚的势力也不强大。对外进攻不利,内部谋臣不和,互相杀伐,兄弟相争,国一分为二。

连年征战,士兵铠甲里生了虱子,加之遇上旱灾和蝗灾。饥荒临头,国库空虚,行军打仗,士兵身上也无干粮,真是天灾人祸。不管是智者还是愚者,谁见了这种情形,都知道他们会土崩瓦解。这是上天要袁尚灭亡啊!兵法称,没有粮食,即使有坚固的城堡和精锐的武装,也不能取胜。而今若攻打邺城,袁尚不回师解救,他自己就守不住;若回师解救,则袁谭又紧跟其后。以您的声威,迎击穷困疲惫之敌,就如秋风吹落叶一般容易。上天把袁尚这块肥肉赐给您,您不取食,反而却要攻打荆州。荆州富饶安乐,国内未有危险的变故。仲虺曾说:‘攻取乱亡之地。’而今二袁不考虑未来,而是自相残杀,此即所谓‘乱’;居住城里的人,行军在外的人都没有粮食,此即所谓‘亡’。二袁朝不虑夕,人心惶惶。这时您不去安抚,还想等待来年。可来年如果收成好,他们也自知面临危亡,从此改邪归正,修行道德,您就失去用兵的机会了。而今您应顺应袁谭的请求而给予安抚,这对您来说是最有利可图的事了。再说,四方的寇贼,没有超过河北的了。若河北之地能平抚下来,那么六军必然强盛,天下必然震恐。”曹操首肯道:“说得对!”于是同意袁谭的请求,屯兵黎阳。第二年攻打邺城,大获全胜。上表荐辛毗为议郎。魏文帝曹丕即位,任辛毗为侍中,赐以关内侯的爵位。当时朝议修改正朔问题。辛毗认为,曹魏遵循的乃舜、禹禅让的传统,顺乎天意,大得民心。至于商汤、周武,靠武力打得天下,因此才面临着改正朔问题。

孔子说:“依据夏朝的时辰。”《左氏传》曰:“夏朝历法合乎正统的天数(正月一日为一年之首)。”何必要向相反方向修改呢?曹丕认为有道理,就不再议及修改正朔的问题了。曹丕想把冀州的十万户人家迁移到河南,用以充实其地。当时连年蝗灾,百姓饥饿困顿,在这种情况下,群臣认为移民不妥。但曹丕仍坚持己见。辛毗与朝臣都要求拜见皇帝。曹丕知道他们又要来劝谏,便极为严肃地召见了他们,群臣反倒都不敢吱声。辛毗说:“陛下要移居士民,何以生出此想法?”曹丕说:“难道你认为我的移民政策不对吗?”辛毗说:“确实不妥。”曹丕说:“我不跟你讨论此事。”辛毗说:“您并不认为我是无能的,所以把我置于您的身边,专管出谋划策,又怎能不跟我共议此事呢?我所说决不是图私利,而是为国家着想啊。您为何发那么大的火呢?”曹丕置之不理,站起来要进里屋。辛毗跟着走,又拉着曹丕的衣袖。曹丕用力甩开辛毗的手,不再回头,恼怒地闯进里屋。过了很久,曹丕才出来,说:“辛毗,你抓我的衣服为何如此急切呢?”辛毗说:“如果大举移民,既失去民心,又没有粮食来供给他们。”曹丕于是决定只迁移五万人家。辛毗曾跟随曹丕射杀山鸡。曹丕说:“射山鸡是件令人快乐的事。”辛毗说:“射山鸡于您倒是十分快乐,可于我们大臣则是份苦事。”曹丕默然不语。以后就很少出来打猎了。

上军大将军曹真在江陵征伐朱然,辛毗任军师,班师后,辛毗被封为广平亭侯。曹丕想调动大军讨伐东吴,辛毗劝谏说:“吴楚之人,很难驾御。以道德取胜,他们自然臣服;如果道德衰败,他们自会叛离。这种情况并不始自今日,古人就把他们视为心腹大患。而今陛下拥有天下,那些对您不敬的人,能长久么?从前南越尉佗称帝,公孙述号称天子,结果时间不长,要么臣服,要么被杀。为什么呢?违背大道,所以不会长久保全。如有大德,没有谁不心悦诚服的。而今天下刚刚有所平定,土地空旷,人口稀少。一般情况下,如果要出军讨伐,朝廷必须谋略在前。就这样,到出兵时还是要心怀忧虑,恐怕考虑不周,而今连这个起码的工作都未办理,我认为,实在无法取胜。先帝不止一次兴师动众,但每次只是打到江边就返回。而今,军队并没有比过去增多,但还要出师,是不易取胜的。

上策应当是,依照范蠡的办法,修养生息,让百姓安居乐业;依照管仲的成法,治理国事;再效法赵充国的屯田方法,申明孔子的安抚远方的政策。如果这样,十来年以后,现在的强壮之人,那时仍年轻力壮,儿童也已长大,到时人都可以参战,百万居民,都深明正义,官兵都竭力为国奋战。这时用兵,则无往不胜了。”曹丕说:“依你之见,难道还要把敌人留给我们的子孙去消灭吗?”辛毗回答说:“以前,周文王把商纣留给周武王消灭,他是深知时势的。如果时势不利,是可以容忍一时的。”曹丕不听,还是率众伐吴,结果到了江边,就返回了。魏明帝即位,封辛毗为颍乡侯,食邑三百户,当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极得明帝的宠信,专断朝政。诸大臣都想方设法与之联络,只有辛毗不与他们二人来往。辛毗的儿子辛敞劝道:“而今刘、孙主管朝政,众人巴结惟恐不及。您还是稍稍有所屈尊,和光同尘,要不然他们一定该诽谤您了。”辛毗严肃地说:“当今皇帝虽然说不上聪明,可也不是个昏庸顽劣之辈。我立身行道,自有自己的标准。就算是我与刘、孙二人不和,顶多不让我做三公而已,还能有什么危害!哪有大丈夫为了三公的头衔而摧毁自己的气节呢?”冗从仆射毕轨上表说:“尚书仆射王思是个很勤奋精明的旧臣,但是他的亮节计谋比不上辛毗,应让辛毗取代王思的职位。”明帝为此事询问刘放、孙资。

二人说:“陛下任用王思,就是因为看中了他的实干精神,不看中虚名。辛毗确实有高风亮节,但性情刚直专断,陛下应慎重考虑。”结果没有起用辛毗为尚书仆射,而是出任卫尉。明帝大修宫殿,百姓劳苦。辛毗上疏劝谏道:“我听说诸葛亮讲武治军,孙权到辽东买马,似乎要扩充实力。随时作好准备,以防不测,这是古来就称道的善政。而今大兴土木,加之连年粮食歉收。《诗经·大雅》有这样的诗句:‘劳民伤财,危及小康之民。如能安抚京城的士民,四方之民也就平静相安无事了。’愿陛下以国家为重。”明帝回答说:“东吴、西蜀还未消灭,这里则大兴土木,正可以给那些邀取名誉而敢于直谏的人提供机会。帝王的首都,应当让老百姓分担责任,共同修筑,省得后世再劳民伤财。这是萧何为汉朝国都规划的基本策略,而今你是朝中重臣,应当理解这点。”明帝又想削平芒山,在上面建造高台楼观,站在那里可以望见孟津。

辛毗上谏说:“天地有其本来的面貌,该高的让它高,该低的让它低,而今反其道而行之,既不符合天理,又劳民伤财,民众苦不堪言。再说,如果大河泛滥,洪水为害,丘陵都夷为平川,还怎么防御它呢?”明帝这才罢手。

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率军出击渭南。在此之前,大将军司马懿反复请求出兵与诸葛亮作战,明帝不允许。这年惟恐阻止不了司马懿,于是任命辛毗为司马懿的军师。全军肃然,没有人敢违抗命令。诸葛亮死。辛毗还朝,又任卫尉。死后,追谥肃侯。儿子辛敞继承爵位,咸熙年中(264~265),辛敞为河内太守。

杨阜传,杨阜,字义山,天水冀县人。任州从事时,为凉州牧韦端所派,到了许昌,被任命为安定长史。自许昌回来,关右各位将领问他袁绍和曹操谁会胜利,他说:“袁公宽缓,但办事优柔寡断,虽有计谋,由于不果断,所以没有威信,而且常常失败。现在虽然势力强大,然终究不会成就大业。曹公雄才大略,坚决果断,法律严明,兵强马壮,任用奇才,使其各尽其能,故一定能成就大业。”他并不想任长史官,就辞职了。韦端又征召他为太仆。韦端儿子韦康任刺史,又征召他为别驾。被举荐为孝廉,在丞相府供职。州里上表把他留在州里参谋军事。马超在渭南战败后,逃到边塞胡人那里,曹操追剿到安定,苏伯又在河间反叛,曹操要率军东还。这时,杨阜正作为使节在曹营,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黥布的勇猛,极得羌、胡等少数民族的拥戴,西部边境的人都敬畏他。如果您的大军回师后,不作周密准备,陇上诸郡恐怕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曹操深表赞同,但军队撤离得仓猝,没有来得及作周密的布置。马超便率各部胡人首领带兵攻击陇上诸郡,各郡纷纷响应,只有冀城一郡坚持固守。马超集中陇右的全部兵力,张鲁又派大将杨昂协助马超,大约万余人攻城。杨阜率领官员和宗族子弟中能打仗的千余人,又让从弟杨岳在城上修筑偃月营,与马超苦战。从正月到八月,死守城关,救兵不至。州里派别驾阎温沿水路逃出求援,结果被马超杀害。刺史、太守大惊失色,开始考虑向马超投降。杨阜流泪劝谏说:“我率父兄子弟以节义相鼓励,死守不降,田单死守,还没有如此坚固呢!而今放弃马上就要建立的功名,给自己蒙上不义的罪名,我愿以死相守。”于是号啕大哭。刺史、太守最终还是派人求降,打开城门让马超进来。

马超进城,把杨岳抓起来,又让杨昂杀死刺史和太守。杨阜内心怀着复仇的志向,只是一时寻不着机会。不久杨阜告假,请求埋葬亡妻。杨阜的外兄姜叙屯兵历城。杨阜从小在姜叙家长大。他见到姜叙和叙母之后,叙说了冀城陷落的经过,悲泣不已。姜叙说:“何以如此悲恸?”杨阜说:“守城却又守不住,君长已死而不能同命,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呢?马超背叛父辈,背叛国家,烧杀将士。这何止是我个人怕受人指责,全州士大夫都要蒙受耻辱。您带兵专管一方却没有讨杀贼逆之心,这正是史书上所说的‘赵盾弑其君’的情形。马超虽强,却无视信义,部下矛盾重重,所以打败他并非很困难。”姜叙的母亲很感慨,敦促姜叙听从杨阜的劝说。定下计谋后,又与同乡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等联络结盟,共同讨伐马超。又派从弟谟到冀城告诉杨岳内情,并联络了安定的梁宽,南安的赵衢、庞恭等。盟誓以后,于建安十七年(212)九月,杨阜和姜叙在卤城起兵。马超闻讯后亲自率兵出击。赵衢、庞恭等救出杨岳,关闭冀城大门,抓住马超妻儿。马超袭击历城,抓住姜叙的母亲。姜叙母亲骂道:“你是个背叛父亲的逆子,你是杀害君长的叛贼,天地不容,还不早死,还有什么脸见人!”马超大怒,杀死姜叙母亲。杨阜与马超作战,五处受伤,宗族兄弟死了七人。

马超南逃,投奔张鲁。陇右平定,曹操封赏讨伐马超的功臣,封侯者十一人。杨阜为关内侯。杨阜推辞说:“我杨阜没有保护好州君性命,他们死后,我也没有尽节报孝。在道义上我应被罢黜,在法律上我应被诛杀。马超又没被杀死。我实无权再受爵禄。”曹操说:“你与君臣共创大功,西部百姓至今挂在嘴边,作为美谈。子贡辞让封赏,孔子认为不妥。你尽心报国可嘉。姜叙的母亲劝姜叙早日起兵,实在是明智之举,杨敞的妻子也不过如此。实在贤能!实在贤能!有良史记录忠义,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节义的。”曹操征讨汉中,任杨阜为益州刺史。回洛阳后,杨阜又被任命为金城太守,还未去赴任,又被转任为武都太守。

武都临近西蜀,杨阜请求依据龚遂的老办法,仅仅采取安抚政策。这时刘备派张飞、马超等从沮道逼近下辩,氐族雷定等七个部落响应马超。曹操派都护曹洪抗击马超,一举击退马超的进犯。曹洪大摆酒宴,让歌女穿着很薄的衣服踏鼓,在场的人大笑。杨阜严厉斥责曹洪说:“男女有别,这是国家的大节,怎么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让女人裸露形体!即使夏桀、商纣的败乱,也不及如此。”于是愤然辞出。曹洪马上下令女伎停演,又请杨阜还座。在场的无不肃然起敬。刘备攻取汉中,逼近下辩。曹操考虑到武都距敌人太近,想把百姓迁移至内地,但又怕当地官兵眷恋故土。杨阜很有威望,迁移工作极为顺利,迁居到京兆、扶风、天水等界内的,多达万余户。治所移到小槐里,百姓扶老携幼相随而行。杨阜做太守仅抓大事,下属也不忍心欺骗他。魏文帝曹丕问侍中刘晔等人:“武都太守怎么样啊?”大家都一致称赞他是德才兼备的人。还未来得及重用,曹丕就死了。杨阜在郡职呆了十几年,才被召任为城门校尉。杨阜经常看见魏明帝戴着绣帽,穿着半袖的缥绫衣服。他就问明帝:“这是行的什么礼仪呢?”明帝默不作答,但是后来不按礼法穿朝服就不敢再见杨阜。迁任将作大匠。魏明帝大兴土木,选美女以充后宫,还不断出宫到禁囿中巡猎。这年秋天,一场大雨,加上罕见的雷电,竟劈死很多鸟雀。杨阜上书说:“我听说君主圣明,群臣都敢直言不讳。唐尧、虞舜都是圣明的君主,他们公开叫群臣提意见,征听劝谏。

大禹多创功业,而自己的宫室却很窄小;成汤王遇上旱灾,把责任归在自己身上;周文王用礼法感化妻子,汉文帝崇尚节约,着布衣。所有这些,都是能听取好的建议,为子孙后代谋虑的举动。臣愿陛下能奉行武皇帝开拓的伟业,恪守文皇帝始终如一的传统,向古代圣贤的善政看齐,力避末代帝王放荡亡国的恶政。所谓善政,即指崇尚节约,重视百姓的生产;所谓恶政,即指随心所欲,任意而为。臣愿陛下细心考察古代治世所以明达、古代末世所以衰弱以至灭亡的历史原因,对于近代如汉末的巨大变故有所省悟,就可以引起警惕了。假使汉桓帝和汉灵帝不废弃汉高祖的法则以及文帝、景帝的恭俭品节,那么即使我太祖曹操再英明伟大,也无施展才能的机会。而陛下哪还有机会位居帝王呢?当今吴、蜀还未平定,在外还有大军,愿您要三思而后行,进宫出宫要慎重。以古代的成败来作为治理朝政的借鉴,说来容易,但确实关系到成败大事。刚刚下过大雨,暴死的生灵很多。雷电如此厉害,以致击死麻雀。天地神明,把帝王作为它的儿子。凡是政治有所失当的,它就会降灾谴责。应该深刻反省自己,这是圣人的教导。愿陛下在事前就早做思考,在事情初露端倪时就谨慎对待。效法汉孝文帝让汉惠帝的后宫佳丽出去嫁人的办法,把刚选进的美女放出宫去。不久前征入宫的小女孩,我听说不太温驯,应该作长远打算。

建宫室和制作器物,一定要本着节约的原则。《尚书》说:‘九族和睦,万国也就协和了。’凡事应考虑周全,拿出妥善的方法,精心计划,以便节省费用。如果能平定吴、蜀,则君民同乐。如此以往,祖先也会欢心,尧舜恐怕还得妒嫉呢!今后应开启信义于天下,安抚百姓,用以昭示边远之人。”当时雍丘王曹植怨言深重,认为各藩王之间,城府太甚,所以杨阜又上书,略陈九族亲戚的大义。魏明帝下诏回报杨阜说:“看过密表,先是陈述古代明王圣主业绩,用以讽刺..政,言辞恳切,心地坦诚。我退思补过,将有所匡正,会悉心考虑的,你能苦言衷告,我尤为赞许。”后来迁任少府。这时大司马曹真率兵伐蜀,因天遇大雨,不得前进。杨阜上疏说:“从前周文王时有赤乌出现,是种好的征兆,但他忧虑得时至黄昏还顾不上吃饭。武王伐纣时,有白鱼跳进船里,君臣都为之变色。行动时有吉祥征兆出现,他们尚且忧虑不已,更何况有灾异情况,怎能不恐惧呢?而今吴、蜀未平,而天灾不断,陛下应当深以反省,专精应答,侧席而坐,用以昭示德行,对内则崇尚节俭。大军刚刚出发就遇上大雨,被阻隔停留在艰险的崇山峻岭之中,已经有很多天了。转运粮草很艰辛,负荷重,费用特多,如果不能提供后继,一定事与愿违。《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然将大军在山谷中困着,进退不得,这不是用兵之道。

武王见白鱼跳船而还师,殷商最终还是被灭掉,因为武王知道天意。而今年歉收,百姓饥苦,应发布告示,减少宫庭中食物和衣服的花销,技巧珍玩之物,都可以免掉。从前邵信臣生活在太平时代,但还是奏表,要求减省多余的食物。而今军用不足,更应节俭。”明帝下诏让各路大军班师回朝。后来皇帝下诏,让大臣议论哪些政治措施不便于民。杨阜认为:“好的政治在于任人唯贤,使国家振兴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如果置贤于不顾,只用自己的亲信,这是最坏的政治。如果大兴土木,修建宽敞的宫殿,高高的台榭,妨害人民正常的劳作,这是伤害农业生产的。那些工匠不务正业,而是竞作奇巧,以迎合皇帝的私欲,这是最为危害国家的根本的。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当今官吏不论雅俗与否,治理国家的时候都不了解统治的基本原则,只是喜好烦琐和严厉,这是最为乱民的办法了。当务之急是要根除上文提到的‘忘治、害农、伤本、乱民’的四个弊端,昭示于公卿百官与各州郡及藩国,推举贤良方正、朴实敦厚的士子,这是求取贤人的一个重要办法。”杨阜又上书要求那些失宠宫人出宫,于是召集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御府吏恪守过去法令说:“这是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大怒,对这个官吏处以杖打一百的惩罚,并训斥说:“国家从不把九卿排在国家机密之外,难道还有让小吏知道的秘密,而不让九卿知道?”明帝闻讯后更加敬畏杨阜了。明帝的爱女曹淑,不幸夭折。明帝哀痛不已,追封她为平原公主,在洛阳专为她修庙,把她埋葬在南陵。明帝要亲自送丧,杨阜上疏说:“文皇帝、武宣皇后死时,陛下都未送葬,因为以国家为重,以备有变。为什么为一个小孩去送葬呢?”明帝没有听从。

明帝在许昌营建新宫,又在洛阳修建宫殿观阁,杨阜上疏说:“尧居茅屋而天下安居,禹住低宫而百姓乐业。古代圣帝明王,没有人为自己建造高大华丽的宫殿而劳民伤财的。夏桀修筑璇室、象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结果亡国丧身。楚灵王因为修筑章华台,结果身受其祸;秦始皇营造阿房宫,结果殃及儿子,天下背叛,帝位仅传到二世就亡国了。凡是不顾惜老百姓只图自己快活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陛下应当效法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吸取夏桀、殷纣、楚灵、秦始皇的教训。高高在上,当修德行。

要谨慎地守护王位,才能继承祖业。否则,巍巍皇权,岌岌可危。不早晚警惕,抚恤臣民,仍自我逸乐,崇尚华丽的宫室,则必有颠覆危亡的灾祸。《周易·丰卦》说:‘盖起大屋,遮蔽家人,从外望进去,好像没人。’大王应以天下为家,说大屋无人,这是灾祸的征兆。而今吴、蜀二贼联合,危害国家,十万大军,东西奔走,边境无安宁之日。农民不能从事生产,面有饥色。陛下不忧虑这些大事,而是大兴土木,无休无止。如果国亡而我们大臣都能活下来,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君王为首领,大臣为肢体,存亡一体,生死与共。《孝经》说:‘天子有敢于直谏的大臣,只要七人,那么即使他治国不当,也不会失去天下的。’我虽然愚笨怯弱,但又怎敢失为臣的本分呢?言语不切直,就不能感动陛下。如果陛下不听劝告,恐怕祖先打下的天下会败亡的。假如让我身死,而能对国家有所补益,那么,我虽死犹生。我这是在敲着棺材劝谏,等待杀戮。”明帝为他的忠言所感动,亲笔写诏书作答。每当朝廷会议大事,杨阜总是侃侃而谈,以天下为己任,反复谏诤,明帝不听,于是他反复乞求辞职,未得允许。杨阜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孙子杨豹继嗣。

高堂隆传,(附栈潜传)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国高堂生的后代。少年时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为督邮。郡里的督军和薛悌争强,直呼薛悌名而训斥他。高堂隆按剑怒斥督军说:“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孔子登上高阶;赵王弹奏秦筝,蔺相如奉瓦缶让秦王演奏。当着臣下面而直称君名,按礼仪该责罚你。”督军大惊失色,薛悌也赶紧制止。后来,高堂隆辞职,来到济南避难。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任命他为丞相军议掾,后来当过历城侯曹徽的文学,转而为曹徽的国相。曹操死时,曹徽不哀痛,反而四处游猎。高堂隆严厉劝谏,尽到了辅佐侯王的职责。

黄初中(220~226),任堂阳长,后为平原王曹睿太傅。曹睿即位,即魏明帝,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明帝登基伊始,群臣认为应大摆筵宴。高堂隆说:“唐尧、虞舜有极静之癖,殷高宗有不言之癖,因此德行深厚,光被四海。”认为不宜大摆筵宴。明帝敬重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后任陈留太守。牧民酉牧,七十多岁,有品行,召引为计曹掾,明帝赏识他,特别又任命为郎中,以为显宠。后高堂隆任散骑常侍,被赐关内侯。

青龙中(233~237),大兴土木,取回长安大钟。高堂隆上疏说:“从前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不理会周公旦的制度,既铸造了大钱,又建造大钟。单穆公劝谏也不听,泠州鸠批评也不理会,迷途不返,周朝国运因此而衰弱,这些都记录在史,作为永久的借鉴。但是,今天一些小人,喜欢叙说秦汉的奢侈靡丽的生活,用以迷惑您,求取大钟这样的亡国之器,劳民费时,有伤于德政,这是自取亡国,并不是振兴礼乐、确保神明美好的途径。”这天,明帝巡视上方,高堂隆与卞兰从行。明帝把高堂隆表交给卞兰,想为难高堂隆,说:“兴衰在于政治,跟音乐有什么关系,政治之退化,怎么能是钟的罪过呢?”高堂隆说:“礼和乐是政治生活的大事。所以箫韶演奏九次以后,凤凰飞来,擂鼓六遍,天神下降,政治所以稳定,刑法得以实施。这是和顺的最好例证。新声弥漫,商辛陨命;大钟铸成,周景王衰败,都起因于此,怎么说与政治的兴衰不相关联呢?您的一举一动都要记载在史书中,这是历来的规则,如果您的行为不合常道,怎么向后人作出表率呢?圣王愿意听取下人批评他的缺点,这是劝规补过的正途;忠臣愿意尽心尽职,所以才能为了君王而奋不顾身地劝谏。”明帝认为说得有理。后来迁任侍中,还兼领太史令。崇华殿遭火灾,明帝下诏问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呢?按礼节,该有祈禳之义吗?”高堂隆说:“所有的灾祸,都是向人们展示诫告。只有修行礼义与品德,才能战胜灾祸。《易传》说:‘上不节俭,下也不会节俭,所以会引来大火。’又说:‘如果君王大修高台,天火作灾。’这是因为君长只知道修缮宫室,不知道百姓的困苦,所以上天应之以干旱,火灾从高殿而起。上天提出鉴诫,让灾异告诉陛下:陛下应该尊崇人道,爱惜民力,以顺天意。从前,太戊时桑谷生在朝廷,武丁时,..雉落在鼎器上。他们都视之为灾异,感到恐惧,进而修治德政。三年以后,远方的部落也来朝贡,所以称他们为中宗、高宗。这是前代明鉴。今考古书,凡是灾异发生,都通过燃烧宫室为诫鉴。但今天所以要大兴宫室,是因为后宫人数太多啊!应当只留下那些有才德的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其余的都应放出来。这也就是祖己之所以要训导高宗,而高宗之所以流誉久远的根本原因。”明帝又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武帝大修宫殿来镇灾,这是为什么呢?”高堂隆说:“我听说西汉柏梁台火灾之后,越国有巫者出个主意,应修建宫室压它,所以修建了建章宫,以压火祥。

这是夷越巫者的计谋,决不是出自圣贤的训导。《五行志》曰:‘柏梁台火灾,其后有江充巫惑卫太子事发生。’如果按照《五行志》的记载,越国巫者劝汉武帝修建章宫以压火灾,并没有起作用。孔子说:‘灾异按类与人们的行为相感应,人神相感,用以惩戒君主。’因此圣贤往往见灾异就躬身自责,修养道德。当今应停止民役。宫室制度,应从俭约为好,只要能抵御风雨,能讲求礼仪就行了。清扫一下灾祸发生的地方,不再于此地建造宫殿,..莆嘉禾一定会生长此地,用来报应陛下虔诚恭谨的品德。怎么能让百姓疲劳,让国库空竭呢?这样做,并不能使天降祥瑞,也不会让外人心服的啊!”明帝于是修复崇华殿,当时郡国出现了九龙,又改名九龙殿。开始建造陵霄阙的时候,有喜鹊在上面筑窝,明帝问高堂隆此为何故。高堂隆说:“《诗经》说:‘喜鹊筑窝,鸠鸟居住。’现在兴建宫室,盖陵霄阙,喜鹊筑窝,这是宫室未盖成,陛下不能居住的征兆。天象像是在说,宫室未盖成,将会有异姓人住进去,这是上天在劝诫您呢!天道是最无私的,只和善人相亲,不能不有所防备,不能不深刻反思。夏、商末世,帝王都是继位的,但他们不恭敬地听取上天的明训,只听信谄言,随心所欲,不修明德,所以很快亡国了。太戊、武丁,看见灾异而感到恐惧,赶紧听从上天的劝戒,所以迅速兴盛壮大。当今如果停止各种劳役,崇尚节俭,广施德政,处处遵循帝王的礼德,翦除天下大患为民兴利,那么,你就可以成为继三皇五帝之后的伟大的帝王,殷王转祸为福又怎能与您相比呢?臣下做为您的心腹,如果能辅佐皇帝,保全国家,即使身死族灭,在所不辞。我岂能惧怕惹祸招灾,就不闻不问,让陛下听不到切至的忠劝呢?”听了这话,明帝为之动容。

这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显得特别明亮。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立城,都首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并恭敬侍奉它。凡建宫室,首先应是宗庙,其次车马库和粮仓,最后才是宫殿。而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还未确定下来,宗庙的制度也没有按礼仪实施,却修缮殿堂,让官员放弃日常业务,农民放弃农耕,后宫所需费用,与兴兵军费大体相对,民不堪命,都含怨怒。《尚书》说:‘天聪明,是因为万民聪明,天明畏,则因为万民也知道威仪。’轿夫作颂,上天赐予五种福事,百姓怨怒,则天降六种凶事威恐,是说上天的奖赏与惩罚,顺应民心民意。因此,临朝当政,首先应安抚民众,然后遵从古代的教化,成为帝王,百官以及广大百姓共同遵从的准则,从古至今,无不如此。以不加斫削的柞木为梁,建造低矮的宫室,唐尧、虞舜、大禹因此能垂青后世;修筑玉台琼宫,夏癸、商辛因此冒犯上天。今天的宫室规格,早已违背礼仪制度,而且还要兴建九华殿,华丽铺张,前所不及。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间发光,进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这是上天宠爱陛下、向您发出劝戒的征象,始终都滞留在尊位,殷勤郑重,想要感动陛下,这是慈父般恳切备至的训诫啊。应当按照孝子的礼节,明告天下,垂范后世,不应疏忽,冒犯天意。”当时国家多有征伐之事,刑法苛刻。高堂隆上书说:“开拓疆域,继承帝统,一定得等明哲之君才能实行;辅佐皇帝,匡正阙失,一定必须有贤良之臣才能实现。这样就可以国泰民安。凡移风易俗,倡明教化,为的是使四海同风,向内臣服,讲究道德,让那些少数民族企慕道义,这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做到的。而今的官吏只知探究刑书,不求治国大道,因此,虽然屡用严刑但是没有实效,世风颓弊而无从敦促改变。

当务之急应是推行礼乐,崇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重儒士,推举隐逸之人,制定各种礼仪,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提倡孝悌之道,崇尚节俭,然后准备礼仪,实行封禅制度。把功劳归于天地,让雅颂之声传遍天地之间,让后人知道本朝的教化,这才是最好的政治,这才是不朽的盛事呢!如此一来,四海之内,都可以不必动用兵力,揖让而治,还有什么忧虑呢?不想法纠正根本,而只是动些末节,就好像抽丝,只能是一团糟。应当让群臣文士都通儒术,恢复礼仪,使之成为法则。”高堂隆还认为,修改正朔,变换朝服颜色,改变徽号,变动器械,这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为新人耳目、改弦易辙的基本办法。所以要在三春称王,以便于使三统明达。于是又敦促修改旧服。

明帝听从他的建议,将青龙五年(237)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为黄色,宗庙祭品尚白,按地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后迁升光禄勋。明帝大肆修筑宫殿,雕饰观阁,凿取太行山的石英,开采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园建起景阳山,在太极殿北筑起昭阳殿。又铸造黄龙、凤凰等奇伟的野兽,用以装饰金墉殿、陵云台和陵霄阙。大耗人力,民工多达上万人,公卿大臣以至于学生,没有谁不为此出力。明帝也亲自掘土作为表率。但是,辽东不朝贡。悼皇后死,天下大雨不绝,冀州发水,漂没百姓财物。高堂隆上疏劝谏,言辞急切:“天地间最大的品德是生,圣人最大的宝物是位。如何才能守住权位呢?用仁。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财。士民是国家的宝物,谷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根,没有好的年成谷物不会丰收,没有劳力投入其中,衣物也不可能制造完成。因此帝王常常亲耕,用以劝导农民种庄稼,种桑养蚕,才能织衣服。因此要上告天庭,用来宣布自己的虔诚和措施。伊唐时代,厄运四起,洪水滔天,派鲧去治水,没有成效,于是又推大禹,随山砍树木,前后经历了二十二年。灾异之严重,空前绝后,而百姓劳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没有比这更长久的了。而尧、舜君臣,和平统治而已。大禹治水,设显九州,官员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级,君子小人,各有服饰。而今并没有大禹时那种危急,却动用了各种人力大兴土木,让四边邻国都知道了,名声实在不好。如果载入史册,更不会流芳千古。因此,有国有家的人,近则取之于身边,远则取之于物,温馨养育,所以说‘圣贤君子,乃民之父母’。而今上下劳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饥饿备至,连年关都过不去。应当抚恤下民,解救他们的困顿。“我察阅了古书的记载,天人之际,没有不发生感应的。因此古代圣贤,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阴阳的规律,兢兢业业,惟恐有所违失。然后国家才能兴旺。

德行与天神相符,发生灾异后,应当有所警惧,赶紧修养德行,这样才能昌延国运。至于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则,不采纳良臣的忠告,随心所欲,疏忽劝诫的作用,则很快就会招致亡国。“天道显著,不必细说,再表人道。六情五性,人所共有,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如果这些本性兴动于内,必然相互矛盾。如果欲望很强,而意志薄弱,则情性纵横,禁而不止。精诚不能制服,就会放纵无极。情性的本愿,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没有人力财力不行,没有谷物绵帛也不能。如果情性过强,则人不堪其驱使,也无法满足其物质方面的要求。劳苦、欲求同时发生,灾祸也随之来临。因此不斩断情欲,就无法供其需求。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来看,礼义的制定,并不是拘泥自己,而是远离灾害而振兴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今吴、蜀两个敌国,决不是势单力薄的小贼。他们占据天险,拥兵众多,各自称帝,想和中国争一高低。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讲究道德修养,主张节俭,减削租赋,不沉湎于玩好,尊重长老,遵守礼则。

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对其警惕,并不希望他们如此吗?因为他们这样做,就很难征伐,这不是国家的忧患吗?如果有人说,孙权、刘禅穷凶极恶,劳民伤财,敛聚民命,百姓吁嗟,日甚一日。陛下听后,难道不会勃然忿起,想要讨逆伐贼,解救百姓吗?再者,难道不会庆幸敌人疲敝而讨伐容易吗?如果是这样,从别的角度来思考,这里的道理实在不难明了。“秦始皇不修养道德的根基,却修筑阿房宫;不忧虑祸起萧墙,却修建万里长城。当时的君臣所以这样做,也都是想创立万世功业,让子子孙孙有天下。谁能想到在一个早晨,匹夫一呼应者如云,天下顿时倾覆。所以我认为,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会导致败亡,他们也就不会这样做了。因此亡国之君绝不会料到自己会灭亡,但终究还是灭亡;圣贤的君主总怕亡国,但终究不会亡国。从前的汉文帝可谓贤主,躬行约俭,流惠下民,而贾谊却以危言作比,说是天下即将倾覆,可为痛哭的事有一,可为流泪的事有二,可为长叹息的事有三。更何况天下凋弊,百姓没有任何储备,国家也没有够吃一年的积蓄。强敌在外,边境大军屯积,而国内却大兴土木,州郡不宁。

如果出现敌人入侵的紧急情况,我担心天下有变,结果不堪设想啊。“再说,将吏的俸禄已逐渐折减,与过去相比,不过五分之一而已。凡已去职者不再供给官粮,不应缴纳的财物也比过去增加一半。这说明现在官府财政收入应比过去多,但还是每每不足,征收牛肉这样的小税,前前后后也进行过多次。反而推之,这些费用,都出自何处呵。俸禄赏赐用的谷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让官吏和人民尽忠尽节的基本手段,而今连这点手段都废而不用,无异于不让吏民出力效命了。既得到这些吏民,却又失掉他们,人们怎能没有怨言呢!《周礼》说,大府掌管九赋之财,以便分配使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彼此不相矛盾,都能满足其用。满足各自的用费之后,多余的财产便可供君王玩好。如天子用财,必须征询大臣。而今陛下与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就是台阁近臣,都是心腹之人,应当无所忌讳。如果看见财物的增减而不敢陈述,从命奔走,惟恐不及,这只是具体理事之臣,不是耿直之臣。从前李斯教导秦二世说:‘作为皇帝而不敢放肆,天下就好像是监狱一样。’二世遵循此言,结果亡国。李斯也遭灭族之灾。

因此司马迁认为李斯不能正直劝谏,所以告诫后世。”明帝审阅奏书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的奏书,使我感到畏惧不已。”高堂隆得病很重,口述奏书说:“曾子有病,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下患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恐怕不久人世。我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一腔忠言没有完全倾吐出来。臣下的赤诚,自然不敢与曾子相比,但还是希望陛下稍稍听我几句善言。如果能纠正过去的误谬,振作精神考虑未来的事业,让天人感应,四方百姓知道企慕道义,则麟、凤、龟、龙等四灵就会来献珍宝,玉衡就会显示吉祥。那样的话,就可以超越三王五帝,何止是谨守家业而已。“我常常痛感世间的君主,他们常想效法尧、舜、汤、武的治绩,却在行动上重蹈桀、纣、幽、厉的覆辙,他们无不嘲笑末世昏君,却在行动上不遵循虞、夏、殷、周的正则。可悲啊!如此所作所为,要想取得好的政绩,就好像上树捕鱼,烧水制冰,事与愿违。考察一下三代所以拥有天下的道理,无非是圣贤相承,统治数百年,致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万国安宁,九州大同。鹿台的金银和巨桥的粮食,竟没有什么用场,照旧统治天下,这是什么气派!夏桀、商纣之徒,靠着自己的勇气,拒谏饰非,崇尚谄谀,兴建宫殿楼阁,喜好歌舞淫乐,作靡靡之音,沉溺于桑间濮上的曲调之中。上天不哀怜他们,蓦然回顾,国土已成为废墟,人民沦为奴隶。商纣的首级悬于太白之旗,夏桀败亡被流放到鸣条之地。商汤、周武登上天子宝座。难道他们是非凡之人吗?只是圣明君王的后代。六国之时,天下大乱,秦国兼并六国后,不修养道德,却建阿房宫,修长城,好大喜功,威服四夷,天下震恐。路上行人不敢说话,只能以眉目示意。他们以为根深叶茂,帝业永存万世,怎会想到二世而亡呢?近世汉武帝秉承文帝、景帝的家业,抗御外侵,大修宫殿,十多年间,天下喧嚣。于是听信越国巫者胡言,竟触怒天意,修建建章宫来镇巫,千门万户,终于导致江充蛊惑太子的变故,以至于宫室乖离,父子相残。所造成的危害,影响数朝。

“臣下观察在黄初(220~226)的时候,天象已降下劝诫,有奇怪的飞禽,在燕窝里长大,口爪和胸都是赤红色,这是魏室发生变异的征兆。应当谨防内部的乱臣贼子。可精选诸王,让他们掌管国事和兵权,镇抚皇畿,辅佐王室。从前周平王东迁,依靠晋、郑;吕后作乱,朱虚侯刘章予以平定。这些都是前代的经验教训。上天公正无私,只与有德者相亲。百姓如果感恩戴德,国运就会长久;如果怨声载道,就会将国传给能人。可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看来,所谓天下,决不是陛下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臣下重病在身,气力渐消,已离开朝廷,返回故里。如果命归黄泉,魂而有知,一定报效陛下知遇之恩。”明帝下诏说:“高堂隆廉洁直追伯夷,其正直超过史鱼,忠心耿耿,怎能小病未愈就归回故里呢?从前邴吉有好的德性,结果病好,而且长寿。贡禹信守节义,虽然病很重,但还是得以痊愈。望注意饮食,专心养病,自珍自爱。”高堂隆死后,家人遵照遗嘱,入殓时给他穿的只是一般的服装,简单地入葬。

起初,在太和年间(227~233),中护军蒋济上疏说:“应依照古礼封禅。”皇帝下诏说:“听了蒋济的话,使我汗流浃背。”这事就放下了。过了几年,又议及此事,明帝让高堂隆修撰礼仪。听说高堂隆死了以后,明帝叹息说:“上天不让我成就封禅事,高堂隆丢下我就先死了。”高堂隆的儿子高琛继嗣爵位。开始,在景初年间(237~239),明帝认为苏林、秦静等都老了,担心没有人能继承他们的学业,于是下诏说:“从前先圣死了以后,他们的遗言和教导,都在六艺中保留下来。六艺之中,礼最为重要,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我们日常生活的。末世风俗,违背根本,由来已久。所以闵子讥讽原伯不学无术,荀卿把秦二世的焚书坑儒视为最可耻的事。儒学被废弃后,良好的社会风气还怎能恢复呢?而今宿生巨儒,都年事已高,传统遗教,谁来继承?从前伏生将老,汉文帝让晁错继承其学;《谷梁传》研习的人越来越少,汉宣帝选十人学习。选有才能且能理解经义的三十人,随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学习四经三礼,老师负责考试。夏侯胜说过:‘士人不通经术是最大的毛病;如果能通经术,取官位如同拎地上的小草一样容易。’而今学者能精通经术,那么爵禄荣宠,自然而来,应该互相勉励啊!”不几年,高堂隆等相继死去,学经的事就废弃了。起初,任城栈潜在曹操时代历任县令,曾督守邺城。当时曹丕为太子,沉溺打猎,早出晚归。栈潜劝谏说:“王公设置险阻,目的是保卫国家,都城禁卫,用来保卫王城。《诗经·大雅》说:‘宗室弟子居于城中,要保护城不被毁坏。’又说:‘如果宗室不能深谋远虑,我则进行劝谏。’如果耽溺于游猎,早出晚归,为了一日纵游的娱乐,忘记无边无尽的危害因素,我很不能理解。”曹丕很不高兴,但以后游猎次数倒是减少了。

黄初中(220~226),曹丕想把郭贵嫔立为皇后,栈潜又上疏劝谏。这些情形记载在《后妃传》里。明帝时,劳役繁多,帝王的亲戚也都疏远了。栈潜上疏说:“天下有众多百姓,上天树立君王用以领导民众,哺育众生,因此被四方包围,不能叫天子,分裂疆域不能称诸侯。从三皇开始到唐尧虞舜,都主张在天下施行宽宏大量的政策,用德行治理天下,百姓信赖这样的天子。三王既已有所衰微,降及两汉,开明政治日益见少,丧乱日益增多。从此,天下不安。太祖曹操聪明威武,平定暴乱,恢复正统,创立帝业。文帝曹丕受天承命,开拓皇业,在位七年,兢兢业业。陛下圣明,继承大业,应当让天下太平,百姓安息。因为吴、蜀逆贼,尚未被平定,因此我们派征夫戍边,四边战事不断,旌旗到处高悬。

六军不得安宁,水陆交通,从不停息。百姓丢弃农作,国家每天耗费千金。再大兴土木,动用劳工,数以万计,徂来等地的松树,布满山谷之间,各类奇石,在黄河、淮水上运输。疆域之内,莫非王土,让他们提供稿秸钅至粟等物,用以充实苑囿,使林莽更盛,鹿兔更多。这样做实在危害农民,土地荒芜,疫病流行,民众心悴,以致损伤和气,颗粒无收。我所说文王立丰都,开始并不急迫,让百姓自愿而来,事半功倍,没有几日就完成了。灵沼、灵囿,百姓一起享用。而今宫室极高,雕饰极妙,忘记了有虞的总期,想往殷辛的华丽宫室,禁地有千里之大,华丽和阿房宫差不多,百役云集于乾..。臣下担心民力用尽,不能再忍受如此繁重的劳役了。从前秦王依据..函天险,平定诸侯,自以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想永远称帝,但到了二世就灭亡了。这是因为枝干已折,根本已被拔出。圣王统治天下,应修养道德,使天下和睦。朝廷有良臣,则功业可建;如天下和睦,则安危同忧。根深才能叶茂,虽然经历盛衰不同时期,内外都有辅佐之臣。从前周成王年幼,未能亲政,周、吕、召、毕等人同在左右辅佐。而今既无卫侯、康叔这样人来监护,置于身边,又没有周公、召公这样的人出镇地方,加之还没有册立太子,没有天子继位之备,这些都是急迫的大事。愿陛下留心疆域,永保王位,则四海深感幸运之至”。后来任燕地中尉,因病未接受任命,后死去。

评:辛毗、杨阜,刚直不阿,高风亮节。敢于直谏,仅次于汲黯。高堂隆学业修明,有志匡正君失,每有变异,陈述己见,诚恳感人。确乃忠臣呵!但是他要求修改正朔,要求曹魏以虞舜时代为典范,又有些意气用事,缺乏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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