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先王们的事迹都失传了，《诗经》也亡失了，《诗经》亡失以后，才有《春秋》一书的出现。晋国的《乘》书，楚国的《梼杌》书，鲁国的《春秋》书，都是一样的。它们的记事不外是齐桓公、晋文公，体裁则属于史书。孔子说：‘《春秋》里的褒贬之义我孔丘私自决定了。’”

此段文言文引自孟子，论述了关于王者之道与诗、史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孔子对历史文献的看法。言简意赅，但意涵丰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

孟子提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反映了上古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情感。《春秋》则是鲁国的编年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之一。孟子的言论实际上在探讨王者之道与文献记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随着王者的消逝，《诗经》中的精神也逐渐流失，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实际的、以历史事件为主的《春秋》。

孟子进一步提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这三者都是各国的重要历史文献。孟子认为，尽管它们的来源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核心目的是相同的，即都是对过去的事迹进行记载和反思。而这些事迹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业。孟子提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意在强调历史文献对于王者之道的传承和发扬的重要性。

最后，孟子引用了孔子的话：“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对于历史文献的态度非常明确：文献不仅仅是记录过去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道理和教诲。孔子认为，这些道理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学习和体会的。

从这段文言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孟子对于王者之道、历史文献以及孔子的高度尊重。他强调了历史文献在传承和发扬王者之道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醒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文字和事迹上，而应该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道理和智慧。

此外，这段文言文也展现了孟子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观察力。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文献与王者之道之间的关系，以及孔子对历史文献的看法，这充分显示了他在儒家学说上的造诣。

总之，这段文言文虽然简短，但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和智慧。它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王者之道、历史文献以及孔子的思想，同时也引导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