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阳军节度使、御史大夫乌公，担任节度使的第三个月，就向幕僚中贤能的人访求人才。有人推荐了石先生。乌公问道：“石先生是怎么样的？”回答说：“石先生住在嵩、邙两山与瀍、谷两水之间，冬天披一件皮裘，夏天穿一身葛衫。每天吃早晚两顿饭，都是粗饭一碗，蔬菜一盘。别人给他钱，他辞谢不收；邀请他一起出游，从没有借故推辞；劝他出来做官，却不肯答应。他常坐在一间房子里，左右都是图书。与他谈论道理，分析古今事情的是非得失，评论人物的高下短长，探讨事情的成败之由，他的言论就像河水决口而奔流向东；如同四匹马拉着轻车，走在熟悉的道路上，而且有王良、造父这样的驾车能手在前后驾驭；又像烛光照耀那样明亮，像蓍草算卦、龟甲占卜那样灵验准确。”乌大夫说：“石先生有志隐居终老，无求于人，他肯来为我效力吗？”幕僚说：“大夫文武双全，忠正仁孝，访求贤士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自家的私利。当今叛匪聚集在恒州，军队环围在恒州的疆界，他们使农民不能耕种收获，钱财粮食都要消耗殆尽。我们所处的地方，是输送粮食财物的要道，治理的方法，征讨的谋略，应该有人来统筹。石先生仁义而有胆识，若以大义相请并且强委重任给他，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撰写好书信，准备了马匹、财物，选择吉日交付给使者，让他们寻访石先生的住处以请他出山。
石先生闻讯后，没有告诉妻子，没有同朋友商议，便穿戴整齐地出来见客，在屋里恭敬地接受了书信和礼物，当夜就沐浴、准备行李、装载书籍，打听好前往的道路，向常有往来的朋友告别。第二天清晨，朋友们都到了东门外为他饯行。酒斟了三次，石先生就要起身上路，有人端着酒杯致词说：“乌大夫真能以道义取人，先生也真能以道义自任，决定进退。这杯酒为先生送别。”又斟了一杯酒，祝愿说：“大凡出仕或者隐退，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标准呢？全由道义决定吧。这杯酒祝先生长寿。”又斟了一杯酒祝愿说：“但愿乌大夫永远不改变他的初衷，不要只顾自家富足而让士兵挨饿，不要内心喜欢听阿谀逢迎之人的奉承而只在表面敬重正直的人，不要被谗言所蒙蔽，而要专一听从先生的意见。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保住天子对自己的恩宠。”又祝愿说：“希望先生不要到大夫那里图谋私利，利用便利来满足私欲。”石先生起身拜谢这些祝辞，说：“我怎敢不从早到晚都恭敬地遵照诸位祝辞中的规劝去做？”于是东都的人士都知道乌大夫与石先生一定能相互协作而有所成就。于是每人都作了一首六个韵的诗，并叫我为它们作序。

　　本文作于810年。乌重胤于810年（元和五年）四月就任河阳军节度使。乌上任不久即访问贤才，渴望共济国事。石洪为洛阳人，德高望重，颇具才略，一度为黄州录事参军，后归隐洛北十年之久。当乌氏以国之大事相邀，石洪便欣然出山就任其幕府参谋。东都人士作诗饯别，并请韩愈写序以赠之。

　　《送石处士序》的主旨一为阐明石处士此次出仕不违初衷，为行其所当行；二为借此时机，对他作一些规诫，并且通过此事对节度使乌公也含蓄地有所规诫。韩愈主要就是在这两层上作文章。但从表面上看，文章却无处不在赞扬处士的“惟义之归”与乌公的“求士为国”，赞之正所以规之、励之也。文章的结构仅为两段：上段写乌公与从事讨论求贤之事，由两人之有的问答，写出石处士其人。笔法活络，控御自如。既赞处士之贤，同时也赞乌公之能知贤、求贤。双方的共同点在一个“义”字上，并以此“义”解众人对处士出仕之疑。下段写处士的应聘与众人的饯行。写其应聘之果，赴行之速，可以看出行事自有决断，与前面写其议论古今人物之当、料事成败之神颇能呼应，让我们感到此人果非常人。规劝处士与乌公的话，则通过送行者口中各各道出，委婉而得体。古文家笔法之妙，在于貌似自然地随物宛转，对材料似乎毫无取舍，而实际上极文心结构之能事。读韩愈文章正应该从这些地方加深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