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受书:指张良三次拾鞋而得老人授《太公兵法》一事。圯(yí):桥。
(2)镬(huò):烹人的大锅。
(3)伊尹:商代大臣,曾帮助商汤灭亡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太公:即姜太公,他曾帮助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
(4)荆轲:战国时齐人,曾受托于燕太子丹前往秦国刺杀秦王赢政,事败身死。聂政:战国时韩人,为严仲子谋刺韩相韩傀。
(5)倨(jù)傲:傲慢。鲜:少。腆(tiǎn):丰厚,美好。
(6)郑伯:即郑襄公。肉袒:脱去上衣,裸露肢体。
(7)项籍:即项羽,名籍,字羽。
(8)淮阴:指淮阴侯韩信,刘邦曾屯兵在广武,与楚军相峙,其时韩信大破齐国,并派遣使者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刘邦一听便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忽然觉得桌案下的脚被人踢了一下,见张良在旁不动声色,便连忙改口道:“大丈夫既平定诸侯,要做就做个真王,何必要做什么假王!”于是顺水推舟地封韩信为齐王。
古代被称为豪杰的人,一定有超过常人的气度节操,能承受一般人在感情上不能忍受的事。一个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要拔剑而起,挺身相斗,这些是不足以称为有大勇的。天下那些有大勇的人士,突然遇到意外而不惊慌,无故受到侮辱而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所怀的抱负很大,所怀的志向高远的缘故呀!
当年张良从那位坐在桥上的老人手里接过书,这件事想来很是奇怪,然而又怎么知道这不是秦朝的某位隐居的贤人来故意试探张良呢?看那老人隐约表示的心意,都是圣贤们相互警惕戒备的道理,而世人却不明白,以为桥上老人是鬼怪。这已经是错误的了。而且老人的真实用意也并不在授书上。当韩国灭亡,秦国正强大的时候,用刀、锯、鼎、镬来迫害天下的士人,那些安分守己而无故被杀的人,数也数不清。这时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没有办法施展他们的本领。执法过于严厉的国家,它的锋芒不可触犯,而形势也还没有可乘之机。但张良忍不住愤怒的情绪,凭借着匹夫之勇,在一次对秦始皇的伏击中逞能冒险。当时,张良虽然没有被杀死,但也已经处在死亡的边缘了,真是危险到了极点啊。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轻易死在盗贼的手里,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生命珍贵,不值得因为与盗贼相斗而死去。张良以盖世的才能,不去像伊尹、姜太公一样谋划定国安邦的策略,却只用荆轲、聂政那样行刺的办法,靠着侥幸才得以不死,这正是桥上那位老人为他感到深深叹息的啊!因此用傲慢的态度深深地挫辱他,使他能够有忍耐之心,然后才可以成就大业。所以老人说“这小伙子是可以造就的。”
楚庄王讨伐郑国,郑襄公袒露着身体,牵着羊去迎接。楚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够这样屈己尊人,必定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于是就放弃了进攻郑国的计划。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向吴国投降,做吴王的奴仆,三年下来都勤勉而不倦怠。如果有报仇的志向,却不能忍辱负重,这只是普通人的刚强。那位老人认为张良才能有余,但担心他度量不足,所以深深挫折他年轻人的刚锐之气,使他能忍住小的愤怒而成就大的事业。为什么呢?老人和张良素不相识,在野外突然相遇而命令他做奴仆做的事,而张良却能毫不在意照办,丝毫没有怨怪的意思,这个人确实是秦始皇不能使之惊恐,项羽不能使之发怒的人呀。
考察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最终取胜,而项羽最终落败的原因,是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啊!项羽不能忍,所以百战百胜却轻易地消耗了军力;高祖能够忍,所以积蓄全力而等待项羽由盛转衰的时机,这是张良教给他的呀。当淮阴侯韩信大破齐国而想要自立为齐王的时候,高祖发怒,气愤之情溢于言表。由此看来,他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意气,不是张良,又有谁能成全他呢?
太史公司马迁曾经猜想张良是一个身材魁梧、仪表奇伟的人,而他的神态表情又像是妇人女子,认为与他的志向和气概很不相称。唉!这不正是张良之所以为张良吗?
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留侯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