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一是灾难临头仍能坚持正道，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是使教化遍及万民。
商代有位贤人叫箕子，他的确是具备了这三方面的德行，以此在世上立身行事，所以孔子在阐述《六经》的要义时，对他是推崇备至。在纣王的时代，大道被颠倒混淆，天威的震动不能予以制止，圣人的教诲不起作用。那时，冒死进谏，不顾性命，确实是一种“仁”了，但无益于殷人宗祀的延续，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委曲求全以求先人宗祀的保存，确实也是一种“仁”了，只是这样无异于参与了灭亡自己国家的行动，故而箕子也不忍心这样去做。这两条路，都有人走了。因此箕子保存了自己的明哲睿智，暂且与世浮沉，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辱身于囚犯奴隶中间，貌似糊涂却心中无邪，形同柔弱却自强不息。所以在《易》中说：“箕子将明智隐藏在平和的外表之下。”这就是灾难临头却仍能坚持正道啊。等到天命更改了，百姓的生活纳入了正轨，箕子便献出了他的治国大法，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而周人们也借此来规范社会的伦理道德，创立了典章制度。因此《尚书》中说：“因箕子归来而著作了《洪范》。”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等到箕子到朝鲜受封以后，在那里推行道义、训化民俗，崇尚德行而不论出身是否卑微，看中人的能力而不论关系的亲疏远近；因而扩大了殷人享受祭祀的范围，使夷族接受了华夏文化，使教化广施于民众之中。他遵循大道，将所有崇高的品德都集于一身，天地间事物变化发展，而自己却能始终坚持正道，这就是伟大的人吧？
唉！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有断绝，比干已经死掉，微子已经离去；假如纣王还没有恶贯满盈就自己死去了，他的儿子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这时国中要是没有箕子这样的人才，谁和武庚一起复兴并治理国家呢？这本来也是人事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啊。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大概是在这方面有所期待吧！
唐朝的某一年，在汲郡修建了箕子庙，逢年遇节便祭祀他。我钦佩他能单独被写进《易经》的卦象中，便写了这篇颂。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实行政治革新而获罪，被贬谪到荒远的边郡为官，他的遭遇与商代贤者箕子的遭遇有类似之处。因此，这篇碑文是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文章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感慨。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