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有必然要发展到的阶段，道理有本该如此的根源。天下只有那些冷静观察事物的人，才能见微而知著。月亮周围起了晕圈，就意味着要刮风了；房屋的柱石开始潮湿，就意味着要下雨了。这些是人人都知道的。人事的变迁转换，道理的互为因果，虽然空洞难知、变幻莫测，但又怎么能比得上天地阴阳变化的难知呢？可是贤明的人却有不明白的地方，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他个人的爱憎好恶扰乱了他的心绪，利害得失支配了他的行动。
从前，山巨源看见王衍，说：“将来危害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看见了卢杞，说：“这个人要是得了志，我的子孙都要被他赶尽杀绝！”如今说起来，这样的推论有事前可以预料的地方。不过据我看来，王衍的为人、容貌语言，固然有欺世盗名的地方，但他不妒忌、不贪求，只是与世浮沉罢了。假使晋朝没有惠帝，只要能有一个资质平庸的皇帝，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从何而使天下动乱呢？卢杞那样的奸佞，确实可以使一个国家衰败，然而他不学无术，不通文章，容貌不足以打动别人，言语不足以让人迷惑信服。要不是唐德宗这样没有见识、昏庸无能的君主，又怎么会任用他呢？这样说来，山涛、郭汾阳对于王衍、卢杞两个人的预言，或许未必准确。
现在有这样一个人：嘴里念着孔子、老子的言论，履行着伯夷和叔齐的清高行为，招纳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回在世，孟子复生；而实际上他却阴险毒辣，与常人走的是两条路。这是将王衍、卢杞合成一个人了，这个人将要造成的祸患难道还能说得完么？脸脏了不忘记去洗净，衣服脏了不忘记去洗涤，这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却不是这样，穿着奴仆的衣服，吃着猪狗的食物，头发像囚犯一样披散着，脸脏得像在给谁守丧，却谈诗论书，这难道合乎人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成为大奸贼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声望，来帮助他实现还没有成形的祸患，那么虽然有愿意天下得到大治的君主，尚贤使能的宰相，都还是会提拔他，任用他的。那么，有朝一日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就是毫无疑问的了，不只是王衍和卢杞可以比得上的。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没有赫赫战功。”假使这个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话便是说错了，而这个人也有怀才不遇的慨叹，但又有谁知道他所造成的灾难会大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就要遭受他所造成的祸乱，而我却能得到有先见之明的声誉，这是令人悲哀的呀！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