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来妻子，就是后来的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分娩很难，惊吓了姜氏，因而给庄公取名为“寤生”，于是厌恶他。姜氏喜爱共叔段，想立其为储君，屡次请求武公，武公都不答应。
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邑。庄公说：“制是险要之地，虢叔曾死在那里。别的地方听您吩咐。”姜氏于是为共叔段请求京邑，庄公便叫共叔段居住在了那里，称为京城太叔(“大”通“太”)。
祭仲说：“城墙边长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市城墙，长不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等城市，不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城市，不超过国都城墙的九分之一。如今京邑太大，不合制度，您将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样，如何躲避祸害呢？”回答说：“姜氏怎会满足？不如早作打算，不要使其滋长蔓延，一旦滋生成长起来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草还难得清除，何况您被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不义之事做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你姑且等着罢！”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的一些地方一方面听从庄公，一方面听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样两面受命，您打算怎么办？如果您想将王位让给太叔，我就请求去侍奉他；如果您不想让位给他，就请您除掉他，不要使人民有二心。”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取其祸的。”太叔又进一步把西鄙、北鄙二地据为己有，还延伸到廪延。公子吕对庄公说：“行了，他羽翼已丰，会得到更多拥戴者。”庄公说：“他对君王不义，不顾手足之情，势力雄厚，反而会垮掉。”
太叔巩固城防，聚积粮草，修缮军备，准备兵士战车，打算偷袭庄公，姜氏也作为内应，想替他开启城门。庄公听到他举兵的日期，说：“可以了！”于是命令公子吕率战车二百辆讨伐京城。京城民众反叛了太叔。太叔逃往鄢邑。庄公又命令讨伐鄢邑。五月二十三日，太叔逃往共国。
《春秋》上说：“郑伯克段于鄢。”共叔段不顾兄弟情谊，所以不用“弟”字；交战双方好像两个国君，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不加管教，也符合郑国人民的意思。而不写太叔“出奔”，是责难庄公有杀弟的动机。
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又后悔。颍考叔是颍谷的地方官，听说这事，便来到国都，说是有礼献于庄公。庄公赐宴，吃饭时，颍考叔把肉放在一旁不吃。庄公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有老母，我的食物她都尝遍了，却没尝过您的菜肴，我想留给她尝尝。”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唯独我却没有。”颍考叔说：“敢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告诉他其中的缘故，并且讲出自己的悔意。颍考叔回答说：“君王有什么好忧虑的！若掘地见泉，在隧道里相见，谁能有非议？”庄公依从了他的办法。庄公进入隧道，唱道：“大隧之中，其乐融融。”姜氏从隧道中出来，唱道：“大隧之外，心情愉快。”于是母子又和好如初了。
君子说：“颍考叔的孝顺是纯正的。他孝敬爱戴自己的母亲，又用这样的孝敬和爱戴影响了庄公。《诗经》上说：‘孝子之心不尽不竭，会推及影响到他的族类。’说的就是颍孝叔这样的人罢！”

　　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郑国国君之弟共叔段，谋划夺取哥哥郑庄公的君位，庄公发现后，巧施心计，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诱使共叔段得寸进尺，愈加骄横，然后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使他“出奔”。

　　《郑伯克段于鄢》是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一个片段，却俨然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文章把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具体可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仿佛真的进入了时间隧道，面对面地聆听历史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事件的缘起、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从而，不仅让我们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而感悟到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

　　《郑伯克段于鄢》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记叙得法。此文并不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紧紧抓住相关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及其言行展开记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决定着事件的发展和结局；同时又使我们在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

　　通过《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还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左传》的一种总体行文特点，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这种手法，也正是《春秋》一书所用的手法。即后来常说的“春秋笔法”。即如我们所说的郑庄公阴险狡诈、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并非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好的叙事体作品，作者的倾向是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

　　《郑伯克段于鄢》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尤其是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此事是春秋开篇的第一则故事，除了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之外还讲说了兄弟的悌，以及后面颍考叔劝君，庄公掘地见母表现出的孝及君臣之义，是孝悌故事中的经典。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