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范雎:魏国人,曾游说秦昭王,被任为秦相。
(2)商鞅:姓公孙,名鞅。曾经辅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强盛起来。
(3)昭王:即秦昭王。刚:即刚城,在今山东兖州附近。寿:即寿张,在今山东东平县北。
(4)藉:通“借”。
(5)摈(bìn):排斥。
我读过《史记》中六国世家的篇章,私下里感到奇怪的是:全天下的诸侯,凭着大于秦国五倍的土地,十倍于秦国的兵力,发愤向西攻打殽山西边方圆只有千里的秦国,却不免于灭亡。我常常认真思考这件事,认为一定有能够使他们得以保全的计策。因此我总是责怪那时候的谋士,认为他们考虑忧患的时候是很不周详的,看到的利益也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小利,而并不知道天下的形势。
秦国和诸侯争夺天下的要害,不是在齐、楚、燕、赵,而是在韩、魏的城郊;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的要害,不是在齐、楚、燕、赵,而是在韩、魏的野外。韩国和魏国的存在对于秦国而言,就好像人的心腹得了疾病一样。韩国和魏国位于秦国出入关中的要冲之上,蔽护着殽山以东的诸侯;所以在全天下所看重的国家当中,地位没有超过韩国、魏国的了。从前范雎为秦国所用,秦国因此收服了韩国;商鞅为秦国所用,秦国因此收服了魏国。秦昭王没有得到韩国、魏国的真心归附,就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地、寿地,范雎为此而担忧,于是秦国所顾忌的事情就能够看到了。
秦国如果对燕国、赵国用兵,这对秦国来讲是件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两国而去攻打别人的国都,燕国、赵国在前面抵抗,而韩国、魏国趁机在背后偷袭,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而秦国攻打燕国、赵国却没有担心韩、魏两国偷袭的忧虑,这是因为韩、魏两国归附了秦国的缘故啊。韩、魏两国是诸侯们的屏障,却使秦国可以在它们的国土上任意出入往来,这难道是知道天下的形势吗?让小小的韩、魏两国,来抵挡如虎狼一样的秦国,他们怎能不屈从而归附秦国呢?而后秦国得以出兵攻打殽山以东的诸侯出兵攻打,使天下遍受它所带来的灾祸。
韩国和魏国不能独自抵挡秦国,而天下的诸侯却要凭借它们来屏蔽西面的秦国,所以不如与韩、魏两国亲好以排斥秦国。秦国人不敢越过韩、魏两国以窥视齐、楚、燕、赵等国,而齐、楚、燕、赵等国因而得以在其间自我保全。四个太平无事的国家,协助抵挡敌人的韩、魏两国,使韩、魏两国没有东顾之忧,而为天下挺身而出,抵挡秦兵。让韩、魏两国对付秦国,而四国在后方休养生息,并且暗中帮助韩、魏两国应对危难,如果这样就可以应付一切事情,那秦国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六国诸侯不知道要采用这种策略,却只贪图边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违背盟约,自相残杀。秦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动,天下的诸侯自己就已经疲倦了。直到秦国人乘虚而入,吞并了他们的国家,这怎不令人悲哀呀?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抗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