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水匠这门手艺，卑贱而且辛苦。有个干这行的人，看他的样子很是自得其乐，听他讲起来，话不多，想要表达的意思却很明白。问他，他说自己姓王，名叫承福，世代都是京师长安的农民。天宝年间的那场战乱，朝廷向老百姓征兵，他也被征入了军队，拿了十三年的弓箭。他因为立下战功而得了官爵，自己却弃掉不要跑回老家来。以前的土地已经在战乱中丧失了，于是拿起瓦刀来养活自己，已经三十多年了。他平时借住在街市里的一户人家，付给这家主人价格合适的房租、饭钱；并且视房租、饭钱的涨落而调整给人家做工的工钱，以来偿付；如果还有剩余，就送给街道上那些残废或忍受病痛饥饿的人。
他又说：“粮食，要种植才能从土地中生出；布和丝绸，一定要经过养蚕、纺织才能做成。其他人们生活所需的东西，都是要等到人进行生产加工之后才能完成，这些东西都是我维持生计所依赖的。但是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干，应当各尽其能、各出其力以满足相互的需要。所以做人君的责任是治理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存下去；而对于百官来讲，则应该奉行皇帝的教化。职责有大有小，只是要各尽其能，这就像器皿一样，各有各的用处。饱食终日却怠慢自己应做的事情，就必定会有天降的灾祸。所以我一天也不敢放下瓦刀去进行娱乐。泥瓦工不难学，可以凭力气做好，还确实能干出成绩、拿到工钱；虽然辛劳，但心中无愧，感觉心安理得。体力活是可以咬咬牙就能干好的，而动脑子的事就不是使死劲儿就能表现出高超智慧的；所以做体力劳动的人供人使用，做脑力劳动的人使用别人，也理应如此。我只不过是选择了那种容易做并且能问心无愧取得报酬的行业。”
“唉！我拿着瓦刀到富贵人家干活也有不少年头了。有去过一次，第二次再去的时候，那里就已经变成了废墟的；有去过两三次，以后再去，也变成了废墟的。问那里的邻居，有的说：‘唉！被判刑处死了。’有的说：‘本人死了，儿孙保不住产业。’有的说：‘死后产业就被官府没收了。’我由此看出，这不就是饱食终日而怠慢职责，因此招致天祸降临的那些人吗？这不就是勉强自己去做才智达不到的事，不管能力才干是否相称，就强行冒进的人吗？这不就是做多了有愧于心的事，明知道不能去做，还强要去做的人吗？这不就是守不住富贵，功劳不大却受了丰厚赏赐的人吗？也许贫富贵贱都有自己的时间，有去有来，不会一成不变的吧？面对这些我心中又不免产生了悲戚怜悯之情，因此我就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做。至于乐于富贵而悲悯贫贱，我和别人又有什么不同？”
他还说：“功劳大的人，能使自己享受的东西也就多。妻子儿女都是要靠我一个人来养活，我能力薄浅，功劳微小，所以没有妻儿也是可以的。而且我又是所谓干力气活的。如果成了家而能力不足以养活妻儿，就还得操心，如此便是又劳力又操心，即使是圣人也做不来了。”
我刚开始听他的话的时候还感到迷惑，接着又想了一下，觉得这大概是一位贤者，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独善其身的人吧。但我对他还是有所讥议，认为他为自己打算得过多，为他人考虑得过少，难道是学杨朱之道的人吗？杨朱之道，是不肯拔自己一根汗毛而利天下人的。这个人认为有家室是让人操心的事，不肯为养活妻子儿女费一点儿心思，那他岂肯为别人考虑呢？即使是这样，他比起世上那些惟恐得不到利益又惟恐丧失一点儿利益的人，比那些只求满足人生在世的种种欲望，贪婪邪恶而没有道德，因而丢掉性命的人，那可要好得多了。况且他的言论中也有可以让我有所警醒的东西，因此我就为他写了这篇传记文，用来对照、自省。

　　《圬者王承福传》大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左右，时作者到京城长安调选。王承福立身行事的特异之处引起了作者的关注，于是为他写下了这篇传记。

　　《圬者王承福传》设计巧妙，没有直接交代传主的基本信息，而是由他的地位低贱却能自得其乐诱发了作者的好奇心，从而展开了叙述。传主的回答使事情原委如滔滔江水，一览无余。第一段，王承福介绍自己及家庭的基本情况。他有军功可以为官，却选择从事泥瓦匠一职干了三十余年。接下来两段，王承福阐述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紧接着，王承福叙述亲眼所见的许多官宦人家不得善终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强迫自己从事劳心的事情而又智力达不到，选择与自己才能不相适应的事情。功劳太小而享用太多。最后一段，写作者对王承福所说话的思考，作结。作者赞扬王承福是独善其身的贤人，却并不完全赞成他只顾个人，毫无济世之心的做法，但是他比起那些患得患失的人，那些为了满足个人生活的欲望，而贪婪邪恶，没有王法的人，显然要明智许多。

　　文章主题从《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演化而来。这本是当时人所习知的看法，但作者利用奇异的构想、生动的叙事把内容表达得趣味盎然。文章表扬“贱且劳”的传主那种漠视利欲、安贫乐道的精神，揭示“富贵”之人或尸位素餐、薄功厚飨，或贪邪无道、多行可愧而自取败亡的下场，造成鲜明的对比，表现鲜明的爱憎、褒贬态度，有激愤又有讽刺。其中一大段对于“富贵之家”的近乎诅咒的议论，实际是作者在长安十几年所见所闻的总结，也是他经过多年人生历练取得的教训。当然，正因为王承福不过是作者的代言人，所以他的议论口吻不像是个“劳力者”，至于文章观念上的消极面也是很明显的。

　　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传记文，而其立意本在议论。这篇作品主要是以人传言，以言传人，即通过王承福来发表议论，又通过这些议论来表扬一种理想的人格。而王承福及其言论更和后面作者的评论相照应，所以作品表达的乃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这种写法也体现了韩愈在文体方面的创新。从整体看，首段为叙，中间两段叙中带议，末段为议。从局部看，用“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的议论句开篇，接着便是语气平静的诉说。第二段的重点是围绕“食焉而怠其事”而发的一番议论，又穿插了操镘入富贵之家的生动描写：其间，或叙或议，自然而然。末段，叙议结合更为密切。文章前面略叙人物因缘，结尾著议点题，中间是他人替自己说话。这种方法让议论出自别人，作者成为旁观者，也是客观的评论者，从而增强了说服力，结构也显得抑扬错落，行文更有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