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日，将士郎、守国子监四门学博士韩愈，谨向尚书阁下呈上此信。
士人能享有盛大的声名，显达于当世的，没有一个不是靠有地位的先辈，为天下人所敬仰的长者为之推荐引导的。士人能留下美名、光照后世的，也没有一个不是靠后起之秀、为天下人所仰望的晚辈来将他们的功业继续发扬光大的。如果后者得不到前者的推荐导引，那他虽有美好的才华和操行，也是不能彰明于世的；如果前者没有后者对其功业进行继承和发扬，那他虽然名盛一时，但也终不能流芳于后世。这两种人，未尝不是相互等待的。然而二者千百年才能相遇一次，难道是身处高位的人中没有可以攀附的，身处低位的人中没有可以引荐的吗？为什么二者都是殷切地等待对方的出现却又总是难以相遇呢？这其中的缘故大概是身处低位的人恃才傲物，不肯冒阿谀献媚之嫌去寻求援引；身处高位的人也为其身份官职所束缚，不肯对身居下位的士人有所关照。因此饱学之士常常是郁郁不得志，身居显位的人也不能光照千古。这两种人的行为都是有过错的啊。没有去请求援引，就不可以说上面没有能举贤使能的人；没有去寻求，就不能说下面没有值得推荐的人。我默念这些话已经很久了，但从未曾敢对别人说起过这些。
我从旁听说阁下身怀世所罕有的才能，特立独行，道德方正而且注重于务实，屈伸去就不是因为迎合潮流而动，文韬武略运用自如，难道您不正是我所说的那种为天下人所敬仰的前辈长者吗？可是又未曾听说哪位晚辈得到您的赏识，受到您的礼遇。难道是因为没有寻求到合适的人才吗？还是志在建功立业，把精力全部放到了报效君主上面，虽然遇到了可以举荐的人才，但却无暇以礼相待呢？为什么本应该听到您为国举贤的事迹，却久久没有听到呢？
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对自己的要求却不敢落后于一般人。阁下如果是希望寻得人才但没有找到合适的，那么古人曾有这样的话：“请从我郭隗开始吧！”我现在只为早晚的柴草、粮食、仆役和租金等费用着急，而这些只不过有阁下一顿早餐的费用就足以应付了。如果阁下说：“我的志向是建功立业，把精力全部放到了报效君主上面，虽然遇到了可以举荐的人才，但却无暇以礼相待。”那就不是我敢去了解的了。世上那些目光短浅、器量狭小的人，不值得我把这些话告诉他，而那些光明磊落、雄奇伟岸的人又不能倾听我的诉说，那么我就只能相信我命运的不通达了！谨向阁下献上过去所写的十八篇文章，如蒙过目，就足以了解我的志向所在。我诚惶诚恐，再拜。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监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于是他给于襄阳写下这封信请求引荐。

　　这封信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

　　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十”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可惜未闻其荐举“后进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后进之士”，而且处境穷困，正是于尚书应该荐举之人。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自己乃应该被尚书荐举之人。

　　全文从先达与后进两方面展开，而又时时映照回抱，反复萦回，曲折灵转。处处回护着自己，处处敲击着权要，又处处激发着于襄阳要以识才用才为急务。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不妨为君子；“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穷”，弃置人才，昏庸当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无赫赫之光”，这是庸官只贪富贵的表现；对权贵“宜闻而久不闻”，是斥其失职的婉词；而无人“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这又是权贵们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结果。文章两出“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明显地是指责当路者心里只想着功名利禄，并无心力“顾其下”，含意丰厚，表达委曲，愈细嚼愈有意味。

　　全文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