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我提到谏议大夫阳城，说：“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了吧？学问广博，见识也多，却不求显身扬名。奉行古人的道德，居住在晋地的边境。晋地边境受到他道德熏染因而从善的人近千。大臣听到了这件事便举荐了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这是他的荣耀，他却没有喜色。他居于谏议大夫之位已经有五年了，行为操守仍和隐居时一样。他是不会因为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志尚的！”
我回答说：“这正是《周易》所说的，长久地保持一种德操而不知变通，对男子来说是危险的，怎能算是有道的人呢？《周易》蛊卦上九爻辞说：‘不侍奉王侯，高尚自己的节操。’而蹇卦六二爻辞则说：‘君王有难，臣子应该奋不顾身地去救助。’这两种说法的不同是因为所处的时势不同，所以要奉行的准则也就不一样。如果像蛊卦的上九所说的处于没被任用的境地，却表现出奋不顾身的节操；像蹇卦六二所说的处于人臣的地位，却以不侍奉王侯为高尚。那么，前者就会产生钻营利禄的祸害，后者就会引来玩忽职守的指责；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效法的，而且这样做引来罪责也是在所难免的。如今阳子居官位不能说不久了，了解朝政的得失不能说不清楚，天子待他也不能说不优厚，而他却从没有说过一句涉及朝政的话。他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毫不在意，忧喜无动于衷。问他的官职，就说：‘谏议大夫。’问他的傣禄，就说：‘下大夫的官俸。’问他有关朝政的事情，则说：‘我不知道。’有道的人，原本是这样的吗？况且我听说过：‘有官职的人，不能忠于职守就应该辞去官职；有进谏规劝责任的人，不能进谏规劝则也应该辞官。现在阳子尽到进谏规劝的责任了吗？有要进谏的言论而不说，与不能尽到进谏的职责，这两样都是不可取的。阳子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吧？’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也有因为贫穷而做官的。’这正是说的那些为了俸禄而做官的人。这样的人就应当辞高官而就卑职，辞富贵而守贫寒，做守门巡夜一类差使就差不多了。孔子曾做过管仓库的小官，也当过管理畜场的小官，然而还不敢玩忽职守，必说：‘账目都清清楚楚了。’必说：‘要使牛羊肥壮才行。’像阳子这样的官阶和俸禄，不低微也不贫苦，这是明摆着的，而他却如此行事，难道可以吗？”
有人又说：“不对，不是这样的。阳子不爱讥讽君上，不喜欢身为臣子而以揭露君上的过错来成就自己的声名。所以虽然进言了，并且议论了朝政得失，只是不愿让人知道而已。《尚书》上说：‘你有好的谋略建议，就进入后庭告诉你的君主，然后出来在外面附和着说：这些谋略都是出于主上的英明。’阳子的用心，也是这样的。”
我回答说：“如果阳子的用心果真如此，那就更加使人迷惑不解了。进去对君主进谏，出来不让他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们的事，不是阳子所应该做的。阳子本是平民，隐居在乡村草野之中，主上赞赏他的品行，提拔他到这个位子上。官职的名称是谏议，当然应该有与职位相称的行动，让天下之人、后世的子孙都知道朝廷有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天子有不滥赏、从谏如流的美称。使得山林中的隐士，听到后产生仰慕之情，于是整理衣带，扎好头发，愿意奔赴朝廷而陈说自己的主张，使我们君主的圣明能比得上尧、舜，美名流传于千秋万世之后。至于《尚书》所说的，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子所应该做的。况且阳子那种用心，将会使为人君者不喜欢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样就使得君主开始文过饰非啊！”
又有人说：“阳子不求名扬天下却有很多人知道他，不求被君主任用而君主却任用了他，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来做了官，仍能坚持自己的操守而不变，您为什么要如此苛刻地去责备他呢？”
我说：“自古圣人贤士都不是追求名扬天下和为君主所用。他们是哀怜世道的不平，民事得不到治理，自己有了道德学问，不敢独善其身，而一定要让天下也跟着受益；为此他们是孜孜不倦，死而后已。所以大禹治水，路过家门口却不进去；孔子回家，席子还没有坐暖就又离开了；墨子回家，饭还没有得就又出门了。这两位圣人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自己享受闲逸是乐事吗？实在是因为敬畏天命并且同情百姓的贫苦才如此奔波劳碌的。上天把贤德和才能赐给一个人，哪里是只让他个人生活宽裕就算了，实在是想让他以此来裨补别人的不足啊！耳目在身体上的用处，是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听明了是与非，看清了安与险，然后身体才能得以平安。圣贤就是世人的耳目，世人就是圣贤的身体。假如阳子不贤，就应当被贤人役使以侍奉主上；如果是贤人，就应当敬畏天命而同情百姓的贫苦，怎能只图个人的安逸呢？”
还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会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念头，而且厌恶以揭露别人的短处作为的梗直的表现。像您这样的议论，直率倒还直率，但是未免有损于道德，并且是空费口舌吧？国武子在齐国被杀的原由，您大概也听说过吧？”
我回答说：“君子在他的官位上，就要准备以身殉职；没有得到官位的，就想着著书立说来阐明自己的主张。我要做的是阐明圣贤之道，并不是要自命梗直而凌驾于他人之上。况且国武子是因为没有遇到贤良的人，并且在政治混乱的国情下又喜好将肚子里的话全都说出来，因此才遭到杀身之祸。《国语》上说：‘只有贤良的人才能接受毫无保留的进言。’这是说那些贤良的人听到劝谏之后就能改正过失。你对我说：‘阳子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人了吧！’我看，他现在虽然还算不上，但阳子不能做一个贤良的人吗？”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