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都子说：“别人都说您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
孟子说：“我哪里喜欢辩论吗？我是迫不得已呀。国家产生已经很久了，总是太平一阵子，又混乱一阵子。当尧的时候，大水倒流，到处泛滥，大地成为蛇和龙的乐土，人们却无处安身。低处的人们在树上搭巢，高处的人们便挖相连的洞窟。《尚书》说：‘洚水警告我们。’洚水就是洪水。舜派禹来治理洪水，禹疏通河道，把水引向大海，把蛇和龙都赶回草泽中。水在河床中流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便是这样形成的。危险既已远去，害人的野兽也无影无踪，人们才能够在平原上居住。“
尧舜死了以后，圣人之道衰微，残暴的君主不断出现。他们毁掉民居来挖掘池塘，使百姓无处安身；毁坏良田来营造园林，使百姓没有衣食之源。邪恶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随之兴起，园林、深池、大沼泽多了，禽兽也随之而至。到商纣的时候，天下又大乱了起来。周公辅佐武王，诛杀了纣王；又经过三年征战讨伐奄国，诛杀了奄君；并把飞廉驱赶到海边杀掉。被灭掉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同时，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驱赶得远远的，天下的百姓都非常高兴。《尚书》说过：‘伟大而光明，是文王的谋略！接续这光明，是武王的功烈！启发诱导我们后来人，都能做到正确且没有缺失。’”
“世道逐渐衰微，真理不绝如缕，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又兴起来了：有臣子杀了君主的，有儿子杀了父亲的。孔子害怕王道湮灭，于是创作《春秋》一书。创作《春秋》这样的史书，是天子的职责。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恐怕只是通过《春秋》吧！怪罪我的，恐怕也只是通过《春秋》吧！
“圣明的国君再也没出现，诸侯肆无忌惮，一般士人也胡乱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遍及天下。于是所有的主张不属杨朱一派，就是墨翟一流。杨朱派主张一切为自己，这便是目无君上；墨翟派主张爱要一视同仁，这便是目无父母。无视父母和君上，这便成了禽兽。公明仪说过：‘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健壮的马；老百姓却面色蜡黄，野外躺着饿死者的尸体，这就是率领着禽兽来吃人。’杨朱、墨翟的言论不消除，孔子的学说就没法发扬光大。这便是荒谬的学说欺骗了百姓，从而阻塞了仁义的大道。仁义之道被阻塞，那岂止是率领着禽兽吃人，人们也将互相吞噬了。我害怕这恐怖景象会成为现实，便出来捍卫古代圣人的真理，反对杨、墨的谬说，驳斥错误的言论，使谬论邪说不能抬头。荒谬的念头，从心底萌发，便会危害工作；危害了工作，也就危害了国政。即使圣人再度兴起，也会同意我这话的。”
“从前大禹控制了洪水，天下才得到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百姓才得到安宁；孔子写成了《春秋》，叛臣和逆子便有所畏惧。《诗经》说：‘抗击戎狄，惩罚荆舒，就所向无敌。’无视父母君上的人，正是周公所要惩罚的。我也要端正人心，熄灭邪说，反对偏颇的行为，排斥荒唐的言论，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哪里是喜欢辩论？我是迫不得已呀。能够以言论来反对杨、墨学说的人，也就是圣人的学生了。”

此段文言文为孟子对外界指责其好辩的回应，不仅揭示了孟子对于辩论的看法，更展现了其对于时代变迁、道义衰落以及应对之道的深刻思考。整体来看，孟子的回答充满了激昂的情感与坚定的立场，凸显了其儒家思想中的大义与担当。

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周朝衰落、诸侯并起、各种学说流派纷呈的时期。他目睹了社会的动荡与混乱，深感“圣人之道衰”所带来的危害。因此，当被问及是否好辩时，他的回答充满了无奈与坚定：“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不仅仅是对个人辩论行为的解释，更是对时代背景的深刻反思。

孟子认为，辩论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他之所以辩论，是为了维护儒家道统，捍卫正义和真理。他以尧、舜、禹、周公、孔子等圣人为例，说明圣人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能够平定乱世，消除邪恶，使人民安居乐业。而当世道衰落、邪恶盛行时，就需要有人站出来，用言辞捍卫正义，拨乱反正。这正是孟子所自任的使命。

在阐述自己的立场时，孟子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和生动的案例，如“洪水猛兽”、“杨墨之道”等，使得其观点更加鲜明有力。他痛斥杨朱墨翟之言为“禽兽之道”，因其主张“无父无君”，违背了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同时，他也对孔子作《春秋》以正名分的行为表示赞同，认为这是在乱世中维护道义的必要之举。

孟子的回答不仅展现了他的辩论才华和思辨能力，更体现了他的儒家情怀和担当精神。他深知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即使面临误解和指责，也要坚定地捍卫儒家道统和正义真理。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有孟子这样的勇气和智慧，去辨别是非、捍卫真理、维护正义。

总体来看，这段文言文是孟子思想的集中体现。它不仅表明了孟子的辩论观和对于时代变迁的深刻认识，更展现了他坚定的儒家立场和担当精神。通过深入分析和思考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孟子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风貌，也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去面对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