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章问：“冒昧地请问与人相交会合，用哪种心思？”　　孟子说：“恭恭敬敬就行了。”　　万章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就是不恭敬，这是为什么？”　　孟子说：“尊贵的人赏赐的，就说：‘我收取这个东西，是最佳行为方式吗？或者不是最佳行为方式呢？’然后再接受，这是不恭敬的，所以不要拒绝。”　　万章说：“请问我们不在口头上拒绝，而只是在心里拒绝，心想：‘这东西取自于民众不是用最佳行为方式。’而用其它借口不接受，难道不可以吗？”　　孟子说：“人与人的交往有一定的道路，人与人的相互接受也要遵循社会行为规范，这就是孔子也接受礼物的原因。”　　万章说：“假如现在有个抵抗我国的人在国境之外，他与我交往有一定的道路，他的馈赠也遵守社会行为规范，这样可以接受或是抵御？”　　孟子说：“不可以接受。《康诰》上说：‘杀人而掠夺财物，强悍不怕死，凡是人民没有不憎恶的。’这种人不必等待教育就可以诛杀他。殷从夏接受这条法规，周又从殷接受这条规，这是他们所不愿意更改的。如今这种杀人越货的现象愈演愈烈，如何能接受这种馈赠呢？”　　万章说：“如今的诸侯们所取的都是人民的，就好象是抵御人民。如果善于用社会行为规范来会合，这些君子也接受，请问这有什么说法呢？”　　孟子说：“你以为有圣王兴起，就会对现在的诸侯们一律加以诛杀吗？还是经过教育仍不悔改再去诛杀？所谓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去巧取豪夺的叫强盗，这是从高度抽象的角度考虑的。并不是把他看成是真的强盗。孔子在鲁国当官的时候，鲁国人玩争夺猎物的游戏，孔子也参加玩这种游戏。争夺猎物尚且可以，何况于接受他们的赏赐？”　　万章说：“那么孔子之所以当官，不是为了从事人生的道路吗？”　　孟子说：“他是在从事人生的道路。”　　万章说：“从事人生的道路还要去争夺猎物吗？”　　孟子说：“孔子先用文书籍册规正祭祀仪式上用的器物，不用四方献来的食物供祭祀改变文书籍册规正之用。”　　万章说：“那么孔子为什么不离去呢？”　　孟子说：“他是为了兆民，兆民足以有所行为，而国君不行为，而后他才离去，所以他没有在一个地方淹留过三年。孔子有时见到道可行而可以出来当官，有时可以会合时可以当官，有时因国君养贤而当官。对季桓子，是道可行才当官；对卫灵公，是为了会合其意才当官；对卫孝公，是因为国君养贤才当官。”

此段文言文选自《孟子·万章上》，内容主要围绕交际之道、受赐之礼与出仕之原则展开。通过万章与孟子的对话，展现了孟子对于道义、礼仪的坚守及其灵活应用。

首先，从交际的角度来看，孟子主张以“恭”为心。这里的“恭”不仅是表面的礼节，更是内心的尊重。当尊者赐予时，应先考虑其来源是否合乎道义，若不合道义，则以辞拒之；若以心拒之，即认为其取之于民不义，虽用他辞不受，却仍显不恭。这种交际方式体现了以道为交、以礼相接的原则。孔子曾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在此，孟子实际上在提醒人们，交际不应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言辞和礼节上，更应注重内心的真实与道义。

其次，对于受赐之礼，孟子认为必须合乎道义。他以古代历史为例，指出殷商接受夏朝、周朝接受殷商的禅让是合乎道义的，因为这是天意。然而，如果当今的诸侯像强盗一样掠夺百姓，即使他们交际以道、馈赠以礼，这样的赠品也是不能接受的。这种观点体现了孟子对于正义和道义的坚守，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

最后，关于出仕的原则，孟子认为士人出仕应为了推行道义。他通过孔子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孔子在鲁国出仕时，虽然鲁人有争夺猎物的陋习，但孔子仍然参与其中，目的是为了纠正这种习俗。同时，孔子在出仕前会先调查了解国君是否值得辅佐。如果国君行为不端且不听从劝谏，孔子便会选择离开。这体现了孔子出仕的灵活性和原则性。

此外，孟子还提到了三种出仕的情况：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和有公养之仕。这三种情况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出仕动机和原则，既有对道义的坚守，也有对现实情况的灵活应对。

此段文言文不仅展现了孟子对于交际、受赐和出仕的独到见解，还通过对话的形式深入探讨了这些行为背后的道义原则。这些原则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也对后世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这段文言文的学习和理解，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领会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