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伯夷，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他理想的朋友，不去结交。不站在恶人的朝堂上，不和恶人交谈；站在恶人的朝堂上，和恶人交谈，就好比穿戴着礼服礼帽坐在淤泥和炭灰里。把这种厌恶坏人坏事的心情推广开来，他觉得即便同家乡人站在一块，若那人的帽子没有戴正，他也会惭愧地走开，好像自己会被弄脏似的。所以当时诸侯即便有好言好语来请他，他也不接受。他之所以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不屑于去就职。
柳下惠却不以侍奉坏君为耻，不以自己官职小为卑下；在朝做官，不隐蔽自己的贤能，但荐举他一定要按自己的原则来办；不被起用，也不怨恨；艰难困苦，也不愤懑。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你就是赤身裸体站在我旁边，你又怎能玷污我呢？’所以什么人他都高兴地与其相处，而且从不失态。叫他留住，他就留住。叫他留住就留住，也是因为他不屑于离开的缘故。”
孟子又说：“伯夷太狭隘，柳下惠又不够严肃，狭隘和不严肃，都是君子所不取的。”

孟子在这段文字中，用伯夷与柳下惠二人作为比较的对象，通过描述他们不同的行为态度来阐述其道德观与人生态度。这不仅反映了孟子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也展现了他对于理想人格的独到见解。

伯夷被孟子描述为一个极端洁身自好的人。他坚持“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的原则，甚至在恶人的朝廷中也不肯立足，不与恶人交谈。这种高度的道德自律和清高，使得伯夷在孟子眼中显得“隘”，即心胸狭窄，不能容纳世俗的不完美。伯夷的这种态度，虽然体现了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但也表现出一种过度的偏执和排斥，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相比之下，柳下惠则显得随和得多。他不以侍奉坏君主为耻，也不因官职小而自卑。他坦诚而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对待遗失的财物和困厄的境遇都能心平气和。柳下惠的这种态度，被孟子赞誉为“不恭”，即不拘小节，能够随遇而安。柳下惠的这种人生观，体现了一种宽容和接纳的态度，更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践。

然而，孟子在最后指出，“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他认为，伯夷的偏执和柳下惠的随和都不是君子应有的态度。君子应该有的道德标准是既不过于清高，也不过于随俗，而是要在清高与随和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既能保持个人的道德原则，又能适应现实社会的复杂多变。

孟子的这段文字运用了对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他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他通过伯夷和柳下惠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具体行为来阐述抽象的道德原则，使得这些原则更加具体、生动、易于理解。同时，他也通过这段文字展现了他对于理想人格的独到见解和深刻思考。

总的来说，孟子的这段文字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如何做人、如何处世的宝贵启示。它告诉我们，做人应该既有高尚的道德追求，又能适应现实社会的复杂多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