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髡说：“先考虑名誉和功业的人，是志在为民众；后考虑名誉和功业的人，是为了独善其身。孔夫子在卿大夫中，名誉功业都没有做到高出其他人，却要离开齐国，这样做好吗？仁人难道就应该这样吗？”
孟子说：“身居下位，不能凭借自己的贤能侍奉不贤的君主，这是伯夷；五次被汤王请去做官不去，五次被桀王召见也不去，这是伊尹；对污浊的君主不厌恶，对卑微的官职不拒绝，这是柳下惠。这三个人，他们的处世之道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一样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仁。君子只要做到仁就可以了，何必要求做法一样呢？”
淳于髡说：“鲁缪公的时候，公仪子做国相，子柳、子思做大臣，鲁国被削弱得更加厉害。像这样，贤人对国家一点帮助都没有呀！”
孟子说：“虞国不用百里奚因而灭亡，秦穆公用了他因而称霸。不重用贤人国家就会灭亡，要想不削弱都做不到。”
淳于髡说：“以前王豹住在淇水边，河西的人们都善于唱歌；绵驹住在高唐，齐国西部的人们都善于唱歌；华周、杞梁的妻子善于哭丈夫，因此改变了国家的风俗。内心里有了什么东西，一定会表现在外面。如果做了某事却不能表现出来，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所以说是没有贤者的；如果有贤人，那我一定会认识他。”
孟子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不被重用，跟随着祭祀时，分给他的祭肉也不及时送来，他就不等穿好礼服就离开了。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为了祭肉而离开；了解他的人认为他是由于没有受到礼遇而离开。至于孔子本人，他是想借这个机会稍稍显示一下自己的不满情绪，不想随便就离开。君子的所作所为，普通人本来就看不懂。”

此段文言文，载于《孟子·告子下》，为淳于髡与孟子之间关于名实、贤能与国家治理的一番对话。其中，涉及到了名与实、贤者的态度和行为、以及贤能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等诸多深层的哲学和政治问题。通过对此文的细品，我们可洞察到孟子对于仁义、名实之辩的精湛见解，及其对于贤能政治的高度推崇。

淳于髡首先提出“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的观点，试图探讨人的行为和名声之间的先后关系。而孟子则回应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的不同行为，但归趋于仁的论述，强调了仁者为人的根本，而不必拘泥于具体的行为方式。这里，孟子展示了其对于仁的宽泛理解，即仁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关键在于内心的诚意和外在行为的合理性。

接着，淳于髡以鲁缪公之时贤者在位而国家衰败为例，质疑贤者的作用。孟子则以秦穆公用百里奚而称霸的史实反驳，明确指出不用贤则亡的观点，展现了其对于贤能政治的坚定信念。这里，孟子强调了贤者在国家治理中的不可或缺性，与其“仁者无敌”的思想一脉相承。

在后半段的对话中，淳于髡提到王豹、绵驹、华周、杞梁等人的事迹，主张“有诸内必形诸外”，即人的内在品质必然会通过外在行为表现出来。而孟子则以孔子在鲁国的经历为例，阐述了君子行为的特殊性，即君子的行为往往不为常人所理解，但其背后的动机却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原则。

整段对话，不仅表现了孟子的机智和辩才，更展现了其深厚的哲学底蕴和政治见解。孟子以名实之辩为引子，深入探讨了贤能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君子行为的特殊性。其观点独到且深刻，对于我们理解孟子的思想及其时代背景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此段对话也展现了古代文人之间高雅而富有深度的交流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文化和思想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