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的门前酸枣枝恣意蔓延，挥起铁斧可轻松铲除。背弃良知的昏庸君主，你的恶行已家喻户晓。却依然执迷不悟不愿悔改，这些罪孽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
墓道门前酸枣枝条肆意生长，猫头鹰在枝头鸣叫不息。你这个心术不正的奸佞之臣，唱着民谣把他劝。劝诫之语置若罔闻，覆亡才想起曾经的忠告。

《毛诗序》中对陈佗的刻画，因为几句诸如“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的表述，使得郑笺和孔疏作为注解者带有倔强的解读，结果产生了误解。在诗中，“夫”这个字应该指的是陈佗本人，当然毛传给出的理解是：“夫，傅相也。”。然而，郑笺的注解是：“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且进一步指出：“国人皆知其（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推测：“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希望他能退去恶师，重归正道。”

就这样，诗歌的焦点从斥责陈佗转移到了批评他的师傅上。孔疏一方面认为陈佗为恶是因为其师傅之不良，一方面又声明他作此诗为了刺陈佗，这样的解读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郑笺指出：“陈佗弑君自立为王为不义者。”孔疏则进一步解读：“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陈佗弑君之事即是其罪行之最……陈佗杀掉了应当继承父亲位子的大子免，于是称其以弑君之名。”既然已经肯定陈佗为篡位弑君的首恶，罪大恶极，又为何把责任推却到师傅身上，希望陈佗可以舍去恶师，这样的道德逻辑无疑是荒谬的。

胡承珙在他的《毛诗后笺》中也指出：“即使在桓公死后，陈佗已经成了大罪之人，但是仍然追尾谴责其师傅之不良，这是极度的护短和荒诞。”在宋代，一些疑古的学者开始对这种诠释表达疑虑。例如，苏辙在他的《诗集传》中就指出：“桓公在世的时候，陈人早就鉴定佗为不忠之人，但桓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至于发生了乱事。所以，国人就将责任归咎于桓公，并以此讽刺之。”

作为一首金丝细缕，篇幅极短的讽刺诗，此诗用犀利、简洁的四字诗章传递警告的信息。诗章的开头以描绘动植物的句子唤起读者的兴趣，其象征性的意义值得深思。这种方式展示了诗人对于恶势力的痛斥以及对国家现状的无奈——邪恶的人占据主导，广为行不仁之事。诗的每一章中的第四、五两句，却以“顶针”手法推进诗意，转为痛心疾首，使人思考深入。此诗虽然在直白的指斥中，却也不乏深沉的含衍，令人所思。